19世纪中叶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迁徙之一，太平军首次进攻上海！

1860年5月李秀成率军二破江南大营后，随即挥师东征苏南，短短一个多月内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江南核心城池，兵锋直抵上海近郊，这场兵灾引发的逃难狂潮，在《天国之秋》中被裴士锋称为“19世纪中叶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迁徙之一”。

自太平军攻克苏州的消息传开，整个江南的地主乡绅、富商巨贾、官宦眷属便如同惊弓之鸟，携带着毕生积攒的金银、绸缎、田契账本，疯了一般涌向上海，苏杭一带的富户走内河，大小船只塞满了从苏州到上海的吴淞江航道，船篷上堆满箱笼，船舷边挤满扶老携幼的族人，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财主老爷们挤在腥臭的船舱里。

日夜兼程不敢靠岸，江北、常州一带的望族则走陆路，雇着挑夫车队沿官道往上海狂奔，沿途随处可见丢弃的家具、细软，不少人家半路遭遇散兵溃勇劫掠，到上海时早已狼狈不堪。

作为江南财赋中心的苏州城破前，城中仅有名号的富商就有数千家举家外逃，大半都奔着上海租界而去，在时人的笔记里，“由苏至沪，船舶如织，水泄不通，沿途难民号哭之声不绝于耳”。

此时的上海租界本是弹丸之地，常住外籍居民不过三万余人，华人居民也仅十余万，骤然涌入的几十万难民瞬间撑爆了租界的承载能力。

最先失控的是房价与物价，租界内原本闲置的仓库、阁楼、地下室全部被抢租一空，原本月租几两银子的民居，短短半个月涨到几十两甚至上百两，依旧一房难求。

身家巨万的江南财阀们，往日里住着深宅大院，到了上海也只能屈身于洋行的货仓角落，或是在租界边缘的空地上搭起临时棚屋，只求能在洋人的庇护下躲过战火。

街道上终日乱作一团，扛着箱笼的难民、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打探消息的商行老板挤得水泄不通，米价、布价一日三涨，街头巷尾全是关于太平军的传言，一会儿说“长毛已经打到松江”，一会儿说“洋人也挡不住”，稍有风吹草动便引发一片慌乱，不少富人日夜守在洋行门口打听前线战报，连夜里睡觉都抱着金银细软不敢松手。

《天国之秋》中援引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记载，到1860年7月，涌入上海租界及周边的中国难民已超过五十万，其中仅家产过万两白银的江南财阀就有上千家，整个江南的流动白银近乎半数都随着逃难人群涌入了上海租界，原本偏居一隅的上海，一夜之间成了整个大清最富庶也最惶惶不安的城市。

起初上海的西方侨民与领事官员仍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他们普遍受清廷文书影响，认定太平军不过是乌合之众，凭着租界里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洋枪洋炮，足以将战火挡在租界之外，甚至不少洋商还盘算着和太平军做生意，借着战乱倒卖军火、粮食大发横财。

美国冒险家华尔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到上海，作为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熟悉西式战法的老兵，他漂洋过海来东方本就是想在乱世中投机博一场富贵，抵达上海之初，他甚至托人辗转联系太平军方面，希望凭着自己操演洋枪、训练新军的本事，在太平军阵营里谋得一官半职，毕竟当时不少西方观察者都判断太平天国大概率会取代清廷，提前押注新政权显然是更划算的买卖。

可这时太平军正全力推进东线战事，李秀成等核心将领无暇接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籍散兵，华尔的投奔计划迟迟没有回音。

与此同时，上海道台吴煦与买办杨坊正为防守上海焦头烂额，愿意出天价酬劳招募外籍武装，许诺每收复一座城池便给予数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承担所有军械粮饷开支，几番权衡之下，华尔才转头接下了组建洋枪队的差事，成了清廷花钱雇佣的武官。

1860年8月，华尔拼凑起一支由数百名外籍水手、逃兵、失业军人组成的队伍，搭配数千名临时招募的华人兵勇，贸然进攻太平军驻守的青浦城，他本以为凭着洋枪洋炮的优势，能轻松击溃“不堪一击”的太平军，然而却没想到中国人这么能打。

当时青浦的是太平军名将谭绍光，部队早已通过洋商渠道采购了大量西式枪械，也摸索出了应对洋枪队的攻防战术，李秀成得知青浦被攻后，更是亲率一万多主力星夜回援。

战斗打响后，太平军先是依托城墙工事顽强阻击，待洋枪队弹药消耗渐多、阵型散乱时，突然从侧翼派出骑兵与步兵包抄，前后夹击之下，洋枪队瞬间溃不成军，短短几个时辰便折损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华尔本人身中五弹，其中一枪打在脸颊上，险些丧命，最后被残兵护着狼狈逃回上海，连带来的火炮、枪械都丢弃了大半。

这场规模不大的败仗，给整个上海的西方社区造成了远超战事本身的震撼，在此之前，西方人始终默认自己的军事技术对东方武装有着碾压级优势，认定太平军即便人数众多，也绝不是西式武装的对手，可青浦一战打碎了这份傲慢，

他们猛然意识到，太平军的装备，接触先进事物、战术学习能力都远超预期，不仅早已不是金田时期的冷兵器队伍，甚至能正面击败受过正规训练的外籍武装。消息传开后，上海租界的恐慌情绪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