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吴佩孚在逃往四川途中，遭遇土匪袭击，秘书长张启煌被打死。吴佩孚抱着张启煌的尸体，忍不住放声大哭。
人走到败局里，最先丢掉的往往不是枪，也不是地盘，而是身边人的信心。1927年6月，吴佩孚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口。
昔日被人称作“玉帅”的北洋大将，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坐在洛阳发号施令。北伐军向北推进，奉军又在北方形成压力，吴佩孚夹在中间，原本依靠的河南、湖北一线相继失守。

过去挂在他名下的部队，看着名头吓人，真到败退时却散得很快。有人投靠新主，有人带枪自保，也有人干脆消失在乱世里。
只是当时吴佩孚还在高处，没有把这条退路当真，等到真要走这一步，已经不是从容入川，而是带着败兵逃命。吴佩孚的性格里有一股硬劲，也有一股旧式文人的架子，明明是投奔别人，他在电文里仍不愿写得太低，可山路不会给人面子，败兵也不会因为主帅爱面子就重新振作。
队伍越走越慢，士气越拖越散。从中原往四川走，路不好走，人更不好管。
随行的有卫队、幕僚、家眷，还有剩下的枪械和辎重。这样的队伍放在太平年月，像一支迁徙的军府；放在兵荒马乱的山路上，就容易被土匪盯上。
偏偏吴佩孚还有书法名声。队伍经过一些地方时，听说他到了，便有人前来求字。
按理说，这种时候最该快走，可吴佩孚还是停下来挥毫。他一笔一画写着旧日气派，却没有意识到，前面的路已经容不得耽搁。
张启煌看出了问题，作为吴佩孚身边重要幕僚，他知道队伍不能一直停着，与其大家都耗在那里，不如先派秘书处人员到前面打点行程、探看道路。于是，他带人先行一步。
这一步，直接走进了埋伏。混战中，张启煌中弹倒下。
对于一支正在逃亡的队伍来说，这不是普通随员遇害，而是主帅身边最要紧的脑袋被打掉了。吴佩孚得知消息后，急忙带卫队赶去，可等他赶到时，土匪已经散入山林，只剩下张启煌的遗体。
吴佩孚抱着张启煌放声大哭，这一幕比任何败仗都让人难受。他不是没有见过死人，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战场。
真正让他失态的，是这个人死得太突然，也死在他最需要人支撑的时候。张启煌在吴佩孚身边，做的不是普通文书差事。
他能处理电报文案，也能参与军政判断。吴佩孚脾气大，平时不轻易服人，可对真正有本事、能办事的人，他心里清楚。
张启煌就是少数能让他听进去话的人。所以那一场哭，不只是在哭一个部下。
吴佩孚心里明白，自己的局面已经坏到什么程度。地盘丢了可以再想办法，兵散了还能收拢一些，可身边能够商量大事的人没了，前路就更暗。
张启煌死后，吴佩孚继续往四川走。人还得活，队伍还得走，面子也还要撑。
后来他进入四川，被杨森安置在白帝城一带。白帝城本来就带着历史沧桑感，吴佩孚住在那里，倒像是被时代赶到角落里的旧人物。
他仍然摆出行辕架势，牌子照挂，名号照用，可外面的人都知道，那个坐镇中原、号令各路的吴佩孚已经不在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带着残部寄人篱下的失势军阀。
四川也不是安稳窝。那里的地方实力派很多，各有地盘，各有心思。
杨森愿意接纳他，不代表别人都愿意买账。吴佩孚手里还有枪，有些还是质量不错的汉阳造，甚至有机枪，这对装备并不宽裕的地方部队来说，很容易招来觊觎。
后来，罗泽洲一派就盯上了这些武器。对方带兵施压，要吴佩孚交出枪支弹药。
吴佩孚当然恼火。对一个军人来说，枪是最后的依靠；对一个败退的旧帅来说，枪更是仅剩的体面。
可现实比脾气硬。吴佩孚身边能真正护卫他的人并不多，外面那些临时扩充的部队也未必可靠。
真要打起来，他未必能守住住处，更未必能护住家眷。最后，他只能出面和谈，用交出一部分枪械换来暂时平安。
这件事对吴佩孚打击很大。过去别人怕他，是怕他手里的兵；现在别人逼他，是看准他没了根基。
军阀时代就是这么现实，名声再大，一旦兵散地失，就会有人来试探你的底线。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吴佩孚又觉得机会来了。
他想借各方混战重新露面，试图从四川东下。可时代没有再给他翻盘的机会。
他在万县一带受阻，后来又辗转进入甘肃南部，几次谋划都难以真正成事。等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一方取得优势，张学良也改变了局势走向。
吴佩孚这个旧北洋人物，能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此后多年，他虽然仍有名望，但已经很难再回到权力中心。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病死于北平。回看他的一生，从秀才出身到北洋重将，从坐镇洛阳到逃入四川，起落极大。
1927年6月那场山路上的哭声，正是他从高处跌落时最清晰的声音。张启煌之死之所以值得写，不在于把吴佩孚写得多重情，也不在于替一个军阀人物添上悲情色彩。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人在顺境里常常分不清身边人谁是真有用、谁只是围着权势转；一到败局，很多关系会迅速散开，能留下来同行的人反而变得格外重要。吴佩孚抱尸痛哭，哭的是旧友，也是自己的末路。
这件事放在今天看，也能让人明白：高处时别把追随当忠诚，低处时也别把落难全看成偶然，很多结局，其实早在平日的选择里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