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国际法律论坛举办的“1905：革命与改革——历史的教训”研讨会上，总统助理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表示，“临时政府成员和布尔什维克在建国初期，都是“掌权的网红博主””。

商人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指出，革命事件的根源之一在于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参与者的“过于宽容”的判决。“他们把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就像后来把班德拉的支持者流放到乌克兰一样，”

他认为，如果判刑更轻一些，受其思想影响的年轻女性和学生就会少得多。

司法部长康斯坦丁·丘琴科呼吁“不要认为尼古拉二世软弱”。他坚信，1905年革命的所有关键事件都具有自由主义性质，而此类变革必须始终与旨在加强国家治理的措施和行动相平衡。

当历史按照“知道越少、越好管控”的逻辑被书写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在2026年圣彼得堡国际法律论坛上的发言极具代表性。从中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学校的社会常识课被直接砍掉一半，历史正越来越沦为一套标准答案式的政治结论。一切从他对1905年革命的一番论调说起。这位总统助理将临时政府与早期布尔什维克称作“掌权的网红博主”，称他们只会空谈，对现实民生一窍不通。这番话用来评价布尔什维克，实在格外讽刺。

正是这群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结束短短数年后，重新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恢复工业、建立计划经济体系、推进工业化、扫除大规模文盲，把欧洲边缘的农业弱国，建设成了世界级超级大国。他与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的辩论同样耐人寻味。按他的说法，俄国革命运动兴起，根源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判决太过宽大。照此逻辑：如果尼古拉一世当年处决的起义领袖不止5人，俄国就根本不会爆发革命运动。但问题来了——专 制 体 制镇压手段如此残酷，革命运动为何反而愈演愈烈？

绞刑、苦役、流放、战地法庭、大规模镇压层出不穷，可俄国还是先迎来1905年革命，继而爆发1917年革命？答案早已明确：革命从不是因为处决得不够多，而是社会、经济、政治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

就连梅金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土地问题、社会矛盾、日俄战争战败的后果都是客观存在。

可这就引出一个让君主史观难以回答的问题：

既然危机根源是客观现实，为何国家崩溃的责任，要全算在革命者头上？不过最值得关注的还在后面。司法部长丘伊琴科说得更加直白：

“俄罗斯当局过去动用强力的次数太少，自由派改革永远需要用进一步收紧管控来平衡。”

这套逻辑直白又坦诚，真是“高论”

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沙皇俄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数百万农民的贫困、土地危机、经济落后、治理失灵，而是行政高压力度不够。可奇怪的是，20世纪初的沙俄，根本不缺政治管控：

书报审查、警察、秘密警察、流放、战地法庭一应俱全，可这一切终究没能挽救帝国覆灭的命运。历史向来是执拗的。它一次次否定许多保守派偏爱的理论：靠不断收紧管控，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另一条新闻显得格外有象征意义。

梅金斯基宣布：中小学社会常识课程从6年缩减至3年，新版教材还要经过最高政治层级的审核修改。在此我反倒要感谢弗拉基米尔·罗斯季斯拉沃维奇难得的坦率。

一个把布尔什维克比作“网红博主”、用现代政治类比解读历史的人，同时又在规定中小学社会科学该教什么，人们自然会产生合理疑问：

缩减社会常识课，是因为课程没用了，还是因为太多学生开始提出尖锐、不受欢迎的问题？毕竟社会常识课的核心，就是教人分清因果、理解国家架构、分析政治进程、用事实检验漂亮口号。而我们一再强调：事实，是最执拗的东西。

事实告诉我们：革命从不会因刑罚宽松而起；伟大的历史变革，绝非“网红博主”所能完成；

一个国家真正强大，从来不是靠民众知之甚少，而是当权者敢于直面本国历史、坦诚对话玻利瓦尔英雄之地俄乌局势新进展右蛆魅力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