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乌托邦的想象，从来都是理想主义的最高象征，但围绕它的争议，却从未停歇。
撒切尔夫人曾毫不留情地讽刺过这种宏大叙事，说所谓乌托邦不过是一群高智商的流氓，先掏空勤劳者的财富，再让全社会一起为他们的理想买单。经济学家索维尔则一针见血地补充了另一个视角——政治的第一课，就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意思很简单：政治人物为了争取支持，可以许下任何关于平等和福利的诺言，但资源永远稀缺，这个现实他们选择假装看不见。
哈耶克的观点更为锋利，他在1944年就警告世人，如果执意用权力强制推动结果平等，最终只会把所有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把所有人都推进一条通往奴役的路。他反复强调，自由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人类文明本质上就是在无数个体自由探索中，偶然撞出来的受益结果，你一旦设定了某个宏大目标要求所有人配合，那创造力和多样性就被毁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层面，哈耶克曾对金钱做过一番堪称“出格”的评价，说钱是穷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接触的自由工具，因为权力从来不会向底层开放，但钱可以，这听起来刺耳，背后却是对权力扩张的警惕。
这几个人对乌托邦的批评，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了历史的残酷验证。1974年，哈耶克终于拿到诺奖，到了1989年，他90岁生日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专门致信感谢他的思想，而就在哈耶克去世前一年，他早年间对苏联结局做出的判断成为现实，他的声誉也走到了顶峰。
今天再回头看这些思想，他们真正在捍卫的，不是某种经济模式，而是一种基本的个人尊严。当一个社会把所有希望押在某个集体目标上时，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每一个普通人手中那点可怜的自由和选择权，这是乌托邦最大的陷阱，也是我们需要反复警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