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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王盛荣被授予少将军衔，与其早年在军委委员的高位相比，落差巨大。

职务的下跌，始于抗战中期。

1939年，他在河南确山一带，与李先念一起，以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为起点，收容失散红军，整训队伍，打击地方土匪，将部队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原豫鄂挺进纵队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由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而王盛荣则因工作安排后续回延安中央管理局任职。

他在延安任中央管理局副局长、秘书长，做着后方的事无巨细的行政事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重点向东北挺进，王盛荣迫切请缨东进。

即便起初毛泽东挽留他在延安工作，他还是主动找到陈云争取支持，最终获得批准。

他带领80多名干部和一个连的战士，从延安出发，一路穿过晋绥解放区，边打边走，到达嫩江时，这支小队伍已经扩展为一个旅的兵力。


1946年4月齐齐哈尔第二次解放后，王盛荣出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委，可谓统管一方的军政党要。

只是，人生再一次急转直下竟来自一个始料未及的意外。

一天，他正召集小型干部会议布置工作，门外的警卫战士蹲着擦枪时不慎走火，一颗子弹径直击中王盛荣左腿。

经医院紧急手术，这条腿虽然保住，但因后期穿毡靴导致伤口感染，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不得不截去左脚。

王盛荣从此落下一生的腿疾，柱双拐行走。

但他没有因此离开东北的革命事业。

伤愈后，他调任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北满分部政委，组织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供应前线作战。

在那炮火连天的三年里，王盛荣拄着拐杖视察车间，监督生产，一瘸一拐地为解放军的战争机器拧紧每一个螺丝。

当新中国诞生、革命升腾为建设事业时，他被调回中南工业部任副部长，分管粤汉城市工业重建。

他终日忙碌于厂矿之间的烟尘中，用心用力地想把这个残破的国家尽快拉上工业轨道。

这时便发生了文章开篇的那件事——1950年，周恩来总理把一万吨钨砂换设备的任务交给他，而王盛荣大胆处置香港那一千吨冻结钨砂的决策，竟在两年后招来了将他推到悬崖边的举报。

幸好毛主席亲自出手，周恩来当堂作证，才保住王盛荣一条命。

但保住命，不等于保住他的位置。

举报风波过后，虽然冤情大白，但王盛荣还是在之后的人事调整中不断被降职，从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到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再到湖北省建设厅下属的一个副处长，短短几年间连降四级。

他用拐杖撑着自己，在新岗位上一瘸一拐地走进汉阳轧钢厂工地，筹建厂房，调试设备，组织工人培训，几乎没有休息日。

在工地上，他穿得像个普通技工，吃的也是大食堂，一副处级的干部领着工地上的年轻人没日没夜地赶工期、抢进度。

许多年轻的工人们在很多年后回忆起他，都说他像极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工程师——没人知道他曾是中革军委委员，没有人相信这个整日在工地上蹲着数水泥袋的人，六十年前在刺刀底下死里逃生、在最高权力圈里与朱德、彭德怀并肩而坐。

1957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竣工通车，这是事关中国腹地铁路运输大动脉的世纪工程。

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

刚下火车，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一行干部夹道迎接。

毛泽东一边挥手致意，一边四下张望，似乎在找什么人。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两遍，眉毛微微一拧，回头询问来接站的省领导：“王盛荣来了没有？”

现场一时无人作答，气氛有些尴尬，大家面面相觑——这个王盛荣是谁？

所有人对其毫无印象。

于是，毛泽东定住了脚步，再次询问：“王盛荣同志在哪里？


马上把他找来。”

省委不敢怠慢，连夜问询各方。

才知王盛荣就在汉阳轧钢厂工地，每天埋头组织施工——职务仅仅是一个建筑工程局的副处长，属于典型的闲置偏职。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时，老人眉头一下子皱紧了。

他让人把王盛荣的情况报告清楚，得知这位大革命时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当年红军军委委员、自己在刺刀下被救的救命恩人，如今不仅因伤致残，还只是一个工程队的副处长，他的怒意再也无法掩饰。

他旋即作出批示，语意斩钉截铁：将王盛荣调往湖北省冶金厅担任厅长，推荐享受副省级待遇，按照副省级干部的相应级别安排医疗、住房等保障。

不是层层加官，而是直接在他七尺不到的身前升起一面“保护伞”，像是要用双手把这位被历史颠簸过的老功臣扶正了、扶稳了。

消息传至冶金厅，上下议论纷纷。

可王盛荣只是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只是重新分配了工作，我更该去干实事。”

他再度走进冶金厅，不是空谈阔论。

他关注矿山的安全设备、采矿产能、运输效率，并去基层调查，了解矿工生产生活状态。

他没有因为一次高规提拔就兴奋忘形，而是像过去五十年来一样，沉默、坚韧、认真。

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一切都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