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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上海，矛盾一触即发。

王盛荣成为了工人纠察队的骨干。

按照组织的命令，他时任上海童子团团长，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不要命的“蛮劲”。

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那次起义仓促而起又败退而终，但王盛荣从中积累了枪林弹雨的真实经验，学会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递信号、转运武器。

不久后的第二次起义、第三次起义，他一次不落，冲锋在前。

1927年春天，当北伐军的枪声与上海工人暴动呼应而起，上海迎来了暂时的胜利。

然而短短数月后，“四一二”政变骤起，国民党的屠刀伸向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的血色迅速染遍黄浦江。

组织决定疏散暴露身份的骨干。

因王盛荣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突出且身份已半公开，他于1927年5月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然后被派往武汉，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员。

回到他的家乡湖北，王盛荣接到了一项极其敏感而重要的任务：参与筹备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的会务与保卫工作。

这是一次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紧急会议，地点选择在汉口鄱阳街一个偏僻的俄租界楼房内，会场的隐蔽措施极重要。

特务在各处搜索，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前功尽弃。

王盛荣在会前反复勘察路线、布置门禁，逐一检视进出人员身份。

那一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那时毛泽东穿着灰色长衫，身材高大，神态凝重。

毛泽东刚从湖南农村考察归来，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两个人在会场短暂交换过眼神——革命的使命感，在这一刻悄悄联结了他们的道路。

会议结束后，王盛荣奉命从武汉被派往上海。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中央决定挑选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留苏学习。

王盛荣成为其中一员，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从1927年底到1930年秋天，他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童工，蜕变为掌握了军事理论、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青年革命者。

更重要的是，他在莫斯科亲眼见到了那套苏维埃体制的运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中国革命。

三年后，他带着一身成熟的革命信念和俄语能力回国。

1930年10月，王盛荣在上海共青团沪西区委担任副书记，专门在工人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积极分子。

1931年，根据中央的部署，他被转往中央苏区。

这年他来到赣闽交界的山岭间，初见毛泽东时就认出当年八七会议上的那道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