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移居美国加州的恒大前CEO夏海钧，最近向香港法院申请，想把每月生活费上限从5万港元提到4.3万美元，理由是要适应他所谓的“生活方式”，法官并未当庭裁决，将择日颁布书面判词。


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庭里，这桩关于生活费的申请已经来回拉扯了好几轮。申请人夏海钧，曾经的恒大二号人物，如今人不在香港，住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加州，通过律师向法官递上申请：


每个月5万港元的生活费不够花，申请提到4.3万美元。按当下的汇率折算，大概是33.5万港币，涨幅六倍多。


夏海钧的律师在法庭上做了一番听起来颇为恳切的陈述。大意是说，法院委任的资产接管人把每月生活费一刀切定在5万港元，这太苛刻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夏先生的实际生活情况。


接管令生效之前，夏先生每月的生活费限额远远高于4.3万美元这个数，现在一下子砍到这个地步，日子根本没法正常过。律师还强调，这次申请不是为了奢侈挥霍，只是想让生活维持在一个基本体面的水平线上。


一套说辞下来，外行人猛一听，一个月区区五万块，放在香港这种一杯咖啡能卖到六七十块的城市，好像确实紧巴了点。


但翻开夏海钧一方提交的支出明细，“基本生活”这四个字的定义立刻变得极具弹性。开销清单里，有一项是给女儿Emily购买名牌手袋，品牌点得很具体——Dior。


另一项是给儿子Alex支付学费。除此之外，还有两笔更大的支出被律师归类为“合理家庭支出”：一笔是购入香港清水湾的物业，另一笔是设立信托，将子女列为受益人。


恒大方面的律师当庭没有给这些花销留半点情面。直截了当地反驳，给成年子女买Dior手袋不能算基本生活需要，这是奢侈品消费，和维持生计没有半点关系。学费的问题也被挑了出来，质疑这笔费用是否属于夏海钧本人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


至于清水湾物业和信托安排，恒大律师直接定性为试图在冻结令的眼皮子底下转移资产、让子女提前继承财富的操作。意思很明白：这不是生活费不够的问题，这是想把被冻结的钱换一种方式挪走。


法庭上的交锋把夏海钧的申请撕开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解读路径。一方描述的是一个被冻结令压得喘不过气、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前高管形象；另一方揭露的真相是，这位前高管在加州住着，生活开支单里包括豪宅置业、奢侈消费和信托安排，月支出远超普通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


法官听完双方的陈词，没有当庭给出结论，决定择日以书面判词的形式颁布裁决。这个动作本身也值得留意。


不开庭直接判，说明法官判断此事需要更多时间考量双方提交的材料，同时也表明这起申请的争议焦点不是事实罗生门，而是对“合理生活费”的法律界定。


这场生活费拉锯战只是恒大债务危机大背景下的一角。夏海钧在恒大供职多年，是许家印身边最核心的高管之一。


恒大陷入债务困境后，香港法院针对夏海钧个人资产发出了冻结令，由专业接管人负责管理其名下的财产，每月只批准固定额度的生活开支。


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法律程序走完之前锁住资产，防止被悄悄转移，同时又不会把被冻结对象逼到生活无着。但“生活无着”和“维持此前的高消费习惯”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当宽的法律灰色带。


夏海钧的律师打的也就是这条灰色带。用接管令下达前的生活水准作为基准线，反推现在每个月5万港币的上限过低。


这个逻辑在家庭法或者破产法里偶尔能找到支撑点，部分司法管辖区承认“维持原有生活水准”可以作为确定临时生活费的一项参考因素。


但恒大方面的反驳抓住了核心矛盾：即便参考原有水准，也必须区分哪些支出是维持个人基本生计，哪些是高消费甚至涉嫌资产转移的操作。Dior手袋和清水湾物业显然属于后者。


法官的书面判词下来之后，这个案子的走向会产生一个对后续类似案件有参考价值的判例。恒大系的资产冻结令覆盖了不止一位前高管，每一条被冻结令锁定的资金背后都连着数以万计的债权人。


如果法院开了这个口子，把奢侈品消费和置产行为纳入生活费范畴，那后续其他被冻结方大概率会援引这个判例抬高自己的支出上限。


如果法院驳回了夏海钧的申请，那就等于是给资产冻结令的执行划了一条更清晰的界线：冻结就是冻结，奢侈品、置业和信托不在生活费的保护范围内。


一个月33.5万港币的生活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在这场法院攻防里，数字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笔钱怎么花、花在谁身上、花完之后资产的所有权归谁。


恒大的债务问题已经拖了太久，债权人的耐心在一点点耗尽，每一次这种关于生活费的法庭争执，都会把债权人心里的那股火再撩拨一次。


前高管在加州晒着太阳申请买名牌包，这边的烂尾楼业主还没拿到钥匙，这个对比不需要任何评论，本身就是最刺眼的判词。法官的书面裁决，很快就会给出一个说法。


信源：星岛头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