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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三个支队，共九千多人，从泾县云岭、罗里村一带出发，表面上是“北移”，实际已经落进国民党布下的网里。

顾祝同、上官云相这些国民党军头早就布好局，调了七个师，八万兵力，分三路围堵。新四军一过青弋江，等于主动钻进了他们规划好的包围圈——这不是事后诸葛，而是后来参与者回忆里一遍遍确认过的事实。

中路二支队负责前出，我带着老三团三营打前锋，夜里三四点开饭，四点出发，任务是在拂晓前拿下丕岭。当时丕岭已经有敌四十师一个连和一部分搜索队占着，我们硬生生顶风夺了过去，早上按时占领。可还没喘过气，前方星潭镇方向的山头就响起了机枪声——那里已经被敌人占住，还修了两个炮楼挡住通路。

两边高山，山上还积着雪，大部队一展开就受限，火力上不去。我们只好一边顶住对面的火力，一边拼命找能渡江的浅滩。水流又急，又没船，敌人在对岸早早挖好工事、布好炮阵，所有打算硬拼渡河的设想，只要一看现场就知道不现实。

中午以后，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把情况反复看了一圈，电话里跟我说：“不妙，三路都被挡住了，部队很可能要后撤。”下午再来的时候，他已经传达了军首长的意图：准备突围，甚至考虑最后留下一个营掩护。那一晚，我们撤回到里潭仓附近。

接下来发生的争论，其实决定了皖南事变的走向。

军部开会讨论怎么突围。叶挺的意见很明确：集中力量，不惜代价，攻下星潭，趁着敌人立足未稳，杀出一条血路。二支队的政委黄火星也表示支持，甚至直接拍板说：“你下命令，我们负责打！”

项英的态度则明显不同，他担心强攻伤亡太大，特别是伤员怎么办的问题。他这种考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可那是在平时，在包围圈越收越紧、敌人部队越调越多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可惜不可惜”的问题，而是“冲还是不冲”的问题。

争来争去，会议最后没有定出具体方案，就这么散了。

因为项英的意见得到了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叶挺只好在没有形成统一强硬突围决心的情况下，下令往回撤。8日凌晨，部队朝石井坑方向转移，路上先是撞上国民党七十九师，再碰上新七师，战斗急得几乎贴脸。

就在这个当口，最让人心寒的一幕出现了——几位新四军的核心领导，包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竟然在夜间突然脱离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悄悄离开，把大部队丢在火线之中。

李志高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时，只用了一句“要暂时保密”。后来叶挺得知后，第一反应不是声讨，而是赶紧向延安发电报告，并请示下一步。延安的复电很快，只有一句重点：皖南新四军的同志，现在你们处境极端危险，希望大家听从叶挺同志指挥，团结在他周围，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这封电报，等于是当场宣布了一个事实：在这个节点上，中央只认可一个指挥核心，那就是叶挺。

可惜，接下来的一切，已不是靠一纸电报就能扭转。

后面的战斗不用细述了，史料里有大量记载：东流山被大炮炸成一片火海，特务团一营、工兵连几乎打光；石井坑前后，一四四师、五十二师、一○八师层层压上；军部指挥所随时可能被炮火覆盖；任光当场中弹牺牲；老一团死死守住东面高地，几度拼刺刀，却终究撑不住。

到了9日傍晚，形势已经到了“兵败如山倒”的边缘。军部现场指挥只能做一个决断——文件烧掉、电台砸掉，分散突围，各找生路。叶挺当时说了一句挺重的话：“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谁愿意当突围司令，就都当突围司令。”

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被逼出来的自嘲：原来的指挥系统在短时间内被拆得七零八落，各路部队只能凭自己的判断冲出去。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就从一场会战，变成了一群散兵的生存故事。

我们这些人，跟着军部方向先是往山顶撤，躲进深山密林。敌人在山下喊话，说什么“别打了，准备了饭菜，可以派代表谈判”。林植夫提议要下去谈，被叶挺顶回去，说得很直白：“这种时候你还谈判？那是往老虎嘴里送。”

没过多久，林植夫自己偷偷下山，结果被敌人扣住。山下机枪又响起来，子弹在山脊上飞，一些人提议赶紧隐蔽。叶挺却说：“我不躲。抗日打鬼子难道犯法？我要到重庆找蒋介石算账去。”说完，他竟真朝山下走了。那一刻没有什么惨烈的电影镜头，就是我们谁都不敢说话，各自做着自己的决定。@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