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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和周子昆，这一次没有再跟着叶挺，而是悄悄离开，躲进另一片密林。我们则在山里躲了一整天，没有水，没吃的，只能咬牙挺着。那时候脑子里惦记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一句话：新四军不会完，我们还有延安，还有党。

第三天清晨，我们在赵家佬后面的一条山沟里，遇到了项英、周子昆，还有他们身边仅剩的几个警卫员。

那一面，多少有点微妙。

项英拉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是：“新四军这次失败，我要负主要责任，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周子昆在旁边说：“我也有责任。”项英紧接着说：“以后到了延安，我一定向中央检查。不管怎么批评我，我都接受。”

实话说，那一刻谁都没接话。大家三天没吃东西，又累又饿，又伤痕累累，心里有怨气也咽着。不是不想发作，而是没那个力气。我们就在一间小纸棚里躲了一天，相互讲各自一路上的见闻，确认谁牺牲了，谁失踪了。

负责军需的袁国平，那时候已经倒在大康王南面山脚的一块大石头旁边，被五十二师打死。他的警卫员陈阿金说起这些时，眼睛都是红的。

那天晚上，是我们三天来第一次吃上干干净净的一顿饭。附近的老百姓，多是从江北逃难过来的，听说我们是新四军，被国民党顽固派“害成这个样子”，几乎都红着眼给我们做饭、煮汤。那种简单的同情，在那种情况下，比什么豪言壮语都管用。

会合后的第三天，项英提议在隐蔽中建立临时党支部，让李志高当书记，我当副书记。他说得挺认真：“隐蔽期间，一切行动都要以支部为核心。”这话按理说一点没错，但你要知道，我们那时候一共也就四十来人，散落在东、西两个山沟里，靠老百姓打听情况、买粮食、洗衣服维持。这点“组织形式”，坦白说更像是想抓住点什么。

后来我们又转了一次移，到丕岭下、里潭仓附近的大山深处，接连隐蔽了十几二十天。通过工兵连副连长刘奎，找到了军部直属政治处的杨汉林，再联系到军需处的罗湘涛，还有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的胡金魁。陆陆续续又集中了七十多人，算是把碎掉的一点兵力粘了起来。@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