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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刘奎出来，天已经微亮，还不见刘厚总的影子，大家立刻意识到出了大事。三个人飞快折返，跑回山洞报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上洞看完现场，知道事情不可挽回。

怎么处理？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个现实考虑。

第一，这是一个极容易暴露的地点。刘厚总如果投敌，最可能的方法就是带着敌人按图索骥来找我们，山洞的位置、人数情况，他一清二楚。

第二，项英、周子昆的遗体不能留在地表，更不能草草丢弃。无论如何，要给他们一个埋葬。

当时我们讨论得很快，意见其实挺一致的：先埋，再走。我说：“先把两位同志安葬好，做上记号。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有可能的话，再把他们的遗骨迁回去。项英穿布鞋，容易腐烂，周子昆穿皮鞋，三五年不烂。以后就算树木变了，至少还能通过鞋子的位置辨认。”

那会儿工具就一把从老乡那借来的锄头，我们就在两个山洞中间，靠着一块大石头的下面，挖了两个坑：上面的坑头朝东，埋项英；下面的坑头朝西，埋周子昆。坑挖得不算深，但已经是当时体力能承受的极限。

在场的人我当场点了一遍名字，让大家都记住这个地方——李志高、李元、何继生、刘奎、张益平、李德和、夏冬青、王本元、赖果宝、陈阿金、康东柏、郑德胜，还有我自己。我说：“我们这些人里，将来总得有一两个能活下来。哪怕只剩一个，也得记得这个地点。”

这话说完，其实谁都知道后面还有一堆难关。但那天黄昏，我们还是收拾好东西，往铜山方向转移，翻了几十里山路，半夜才到。

后来我们在铜山见到罗湘涛、胡金魁、杨汉林这些同志，把整个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大家连惊讶都来不及细表，就开始分析刘厚总的问题。有一点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他杀项英、周子昆，不是临时起意，也不是单纯的“为了钱”。

在湖南耒阳整编游击队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抗日的不坚定，对上前线十分抵触，对被安排做副营长也很不满意。在皖南这段时间，他对一些部署也时不时有抵触情绪。谋财是直接诱因，但如果没有更深的政治立场问题，很难走到这种地步。

问题是，当时的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去做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审判和追捕。大部队已经损失惨重，幸存的几十个人还在敌人眼皮底下转悠，最迫切的是找路线、找渡口、找党组织、找出路。

通过铜山的党组织和群众，我们很快联系上了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再通过他，联系到当时在旌德南部山区坚持活动的皖南特委干部胡明、孙宗溶。孙宗溶先来，与我们反复研究突围方案，派交通去江北向李步新报告情况。几天后，李步新回信，明确表示会在江北配合我们渡江。

胡明随后赶到，帮助研究出发时间、路线，把手上不多的力量安排得一清二楚。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留下三支木壳枪、一百五十发子弹和一部分经费，让刘奎、李建春留在当地，协助他们重建地方武装。伤得挺重的黄诚也留下养伤。

这批人，其实是另一条线的起点——皖南事变之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那部分力量。

我们这一批人，则被安排趁着月色向江北突围。途中，再一次回到了赵家佬，跟陈仁洪、马长炎他们会合。接下来几天，就几乎是“白天隐蔽，晚上赶路”的节奏。

石井坑、章家渡以南，翻过青弋江，到中村附近的南山躲了一天；再往北，经北贡里、烟墩铺一带的山林，又躲了一天；最后到繁昌北边山上的一座庙，再躲一天。每一个落脚点，都是临时，而每一次出发，都伴随着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进入铁门闩一带的敌伪区时，国民党一四四师的哨卡就在附近。我们从街背后穿过去，枪都已经上膛，心理准备是随时可能打起来。好在他们没发现，我们顺着预先联系好的线，到了江边联络站，成功渡江，在无为县白茆洲五号这个小地方落了脚。

那里，是新四军第七师的根据地。我们总算回到了大部队。

后来编入七师之后，李志高担任师参谋处长兼十九旅参谋长，我去第五十五团当团长。那些跟我们一起从山洞里走出来的人，有的被分配到师部警卫连，有的去了其他部队。新的战斗、更大的战场，接踵而来。皖南那段日子，看似过去了，实际上却成了很多人心里无法愈合的一块伤疤。@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