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内，刘鼎正对着日军掷弹筒苦思。这不到3公斤的铁家伙射程达500米，而八路军战士需冲到五六十米内才能扔手榴弹，牺牲惨重。彭德怀直言：“必须造出咱们的掷弹筒！”曾搞地下工作与军工的刘鼎，自此扎进掷弹筒的研发中。

 
 
 
战场上，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很大麻烦，那东西不到三公斤，一个人就能端着跑，射程能到五百米。
 
 
 
八路军战士想还手，得猫着腰冲到五六十米内扔手榴弹，还没靠上去人已经倒下一片。
 
 
 
彭德怀拍板：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掷弹筒。
 
 
 
刘鼎接了任务，手头只有两具缴获的样品，没有图纸，没有好机床，连像样的钢材都缺。
 
 
 
刘鼎把黄崖洞、高峪和柳沟几个厂的技术骨干叫到一起，围着那两具掷弹筒拆了装、装了拆，一寸一寸量尺寸，琢磨结构。
 
 
 
有人提出照着原样仿，刘鼎没同意。
 
 
 
他知道根据地的条件比不上日本工厂，硬抄只会卡在材料和工艺上，必须改出适合太行山的路子。
 
 
 
最要命的是炮筒的料。
 
 
 
掷弹筒发射时压力大，筒身得用高强度钢，山里的小铁厂炼不出来。
 
 
 
刘鼎盯上了平汉线的铁轨。
 
 
 
让敌后武工队和民兵去扒铁路，把拆下来的铁轨一截截驮进山，那东西硬度够，就是太窄，达不到炮筒需要的直径。
 
 
 
工人们把铁轨烧红，架在铁砧上，十几个人轮着大锤一锤一锤墩粗，一根炮筒要砸上千次，锤下去虎口震得发麻。
 
 
 
没有精密镗床，就用土旋床，靠人手摇钻头一点点把炮筒内部旋空，精度全靠工人的手感和眼力。
 
 
 
再一个难题是膛线。
 
 
 
日军的掷弹筒带膛线，能让炮弹飞得稳。
 
 
 
根据地没有刻膛线的设备，刘鼎翻了自己早年学过的兵器知识，把设计改了——炮筒做成滑膛，给炮弹加上短小的尾翅，靠尾翅稳定飞行轨迹。
 
 
 
他还把炮管加长到400毫米，壁厚也加了，结果试射时射程反而比日军的更远，最远能打七百米，还能通用缴获的日军炮弹。
 
 
 
炮弹的事更棘手。
 
 
 
柳沟铁厂炼出来的是白口生铁，又硬又脆，上车床一切就碎，根本加工不成弹体。
 
 
 
刘鼎带着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陆达，一起扎进铁厂琢磨办法。
 
 
 
他们把国外铸铁韧化工艺和太行山民间的焖火技术揉在一起，建了火焰反射炉，把铸好的弹坯放进去高温焖烧再慢慢降温，反复试了几十次，报废了上百个弹坯，终于让白口生铁变得能切削加工了。
 
 
 
1941年春天，第一门自制的掷弹筒在黄崖洞山沟里试射。
 
 
 
刘鼎蹲在靶场边上盯着，第一发偏了两米多，当场调角度和尾翅尺寸，连着试了二十多发，各项都达标。
 
 
 
彭德怀亲自赶到兵工厂看试射，当场给参与的人记了功。
 
 
 
这种口径五十毫米的掷弹筒，后来被定名为五零式掷弹筒，前线战士们叫它“小钢炮”。
 
 
 
批量生产很快铺开，工人们轮班赶工，锻炮筒的、车弹体的、配发射药的，车间里日夜不歇。
 
 
 
原料不够，武工队和民兵就冒险去拆铁路，毛驴一筐筐把铁轨驮进山；设备坏了，自己动手修，没有配件就拿木头石头凑。
 
 
 
从1941年5月起，一批批掷弹筒和炮弹顺着秘密交通线送到前线。
 
 
 
整个抗战期间，太行军工一共造了两千五百多具掷弹筒、近二十万发炮弹，装备了近三十个团，主力部队每个班配一具。
 
 
 
有了它，战士们隔着几百米就能压制日军火力点，伤亡降了一大截。
 
 
 
黄崖洞保卫战里，警卫连靠着自制的掷弹筒，硬是把进犯的敌人挡在山口外，日军直到这仗打完才想明白——八路军在山里藏了一个会造炮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