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完成学业，打算回国，父亲暴跳如雷，拨通电话："你要是敢回来，就不要叫我父亲！"谁料，不久后，谢希德不仅回国，还带了一个人回来。

这个"一个人"，是谢希德的未婚夫、核物理学家曹天钦。两人在英国低调完婚，放弃了海外一切科研资源和发展机会，于1952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一同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谢希德那年34岁，身上揣着在美国攻读的硕士、博士学位，心里装的，却是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本人也是知名物理学家，长年旅居海外，深知国内当时的科研条件与美国相比差距悬殊。

在谢玉铭看来，女儿好不容易在半导体物理领域站稳了脚跟，放弃这一切回国，无异于自毁前程。正因如此，他才会急到说出断绝父女关系这样的重话。

谢希德心里清楚父亲是心疼自己，但谢希德没有动摇，只平静地对父亲说，国内半导体研究几近空白，自己不回来，这件事就没人做了。

回国后的日子，确实难熬。复旦大学没有成型的半导体实验室，没有系统的教学资料，连这个领域的同行都极为稀少。

谢希德白天站上讲台授课，夜里泡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埋头钻研，教材没有就自己手写编撰，设备缺乏就土法上马，就这样一点点填补着国内半导体研究的空白。

1956年，国家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将半导体列为重点攻关方向。

为集中力量培养人才，国家高教部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吉林大学的相关师生汇聚北京大学，联合创办"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

谢希德放下上海的小家，只身北上，与物理学家黄昆共同主持教研工作。

两人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合力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半导体理论的专著"半导体物理学"，并在短短两年内为国家培养出三百余名专业人才，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阳元等人。

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发展的早期骨干力量。

进入70年代后期，谢希德已历经多次重病，但谢希德注意到国际物理学的研究重心正向表面物理方向转移，并敏锐判断这一领域对中国未来半导体器件研究至关重要。

从1977年起，谢希德在复旦大学着手筹建表面物理研究室，带着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从零摸索。

1990年，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实验室正式获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谢希德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的表面物理研究由此在国际上站稳了位置。

1983年，65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位担任重点综合性大学校长的女性。

任职期间，谢希德大力推动文理交叉，增设新专业，并借助自身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邀请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得主来校讲学。

1985年，谢希德推动复旦大学成立美国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中属于率先之举。

那通让父亲谢玉铭几乎拍桌而起的越洋电话，谢希德这一生大概从未后悔接听。只是父女二人，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彻底和解，成了谢希德心里一道再难消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