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的孩子

村口那棵老柿子树还在，老家院子的枇杷可结出的果，家人再也没人摘来吃了。熟透的果子坠在枝头，像一盏盏无人认领的小红灯笼，最终被村中孩子们玩了，留在树头的被鸟雀啄空，或是一阵风过，啪嗒一声落在泥地里，烂成暗红的一团。
每年清明时，我站在树下，仰头看了很久，恍惚又看见那个光脚爬树的少年——我，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正把最红的那颗柿子，塞进嘴里，甜得眯起眼睛。而树下的水牛甩着尾巴，慢悠悠地嚼着草，等着我摘够了，再驮我回家。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家在赣东一片连绵的丘陵之间，村子叫横沅村，有着两百户人家散落在山凹下，我六岁便开始放牛，家里那头水牛，皮色青黑，角弯如月，叫它老黑，我牵着老黑上山，露水打湿裤脚，山雾还没散尽，能听见斑鸠在竹林里咕咕地叫。老黑低头啃草，我则躺在松软草坡看云，像棉花，一会像羊群。有时我折一根竹枝当笛子吹，不成调子，但老黑听得惯了，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吃。

山脚下是层层梯田，四五月插秧，七月割稻，村里大人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从晨昏转到夜深。父母亲是插秧的好手，脊背晒成古铜色，弯腰时能看见汗珠顺着肋骨滚进田水里；奶奶在灶间忙完又去菜园，手指永远沾着泥土。那时，村里到处是热闹的人声——清晨捣衣声、午后蝉鸣、傍晚母亲唤孩子回家吃饭的长腔，沙公公边大樟树，老人们摇着蒲扇讲古。我们一起放牛、掏鸟窝、偷摘西瓜。那时像是泡在蜜糖水里，甜得不知道什么叫“离别”。

可日子终究会变，同龄们辍学，去了福建石狮做衣服，每月可寄回几百元。他走的那天，我送他到村口，他拍拍老黑的背，对我说：“等我在城里站稳脚，接你去看世界。”我点点头，却没想过，那个“世界”会把我们隔成再也不相见的陌路人。后来，，我大学毕业第一个来到深圳工作。父母期望，我们走出东乡出去闯，别像父母亲一辈子窝在土里。于是我像所有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飘向陌生的水泥森林。

这一飘，就是二十几年。期间我只在几个春节和每年清明回来几天，每次都来去匆匆。车子开到村口，我第一眼就看见那棵柿子树——它还在，可树下空无一人。我沿着土路往里走，水泥路已经取代了当年的泥巴路，但路上几乎不见人影。路过的几栋老屋，门锁锈了，屋檐下挂着蛛网；而新盖的楼房倒是漂亮，瓷砖墙面、不锈钢大门，可门都紧闭着，像沉默的盒子。

我遇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蹲在地上玩手机——这个孩子，是出生在我离开之后的人，他眼里的“村里人”，恐怕只有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那些我曾唤作“伯”“婶”的老人们，多数已经过世了。我走到沙公公旁，那棵大樟树还在。

傍晚，我走到村东头，遇见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她穿着时尚的连衣裙，口音带着外地的腔调。她见我看她，警惕地退了一步。我主动打招呼，问她是谁家的媳妇。她说她是抚州人，嫁给了村里老张家的儿子，刚回来住几天。她大概以为我是外来的游客，笑着跟我说：“这村子没什么好玩的，人都走光了。”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孩子，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的“土生土长”不过是一个陈旧的标签。

我独自走到老屋，那里曾经住着七八户人家，如今只剩下坍塌的石墙和疯长的野草。齐腰的草掩没了小径，我拨开草叶，竟在墙角找到了当年拴老黑的木桩，桩子已经腐朽，但上面还缠着一截断了的麻绳。我起身望向山坡，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梯田里空荡荡的，没有水牛，也没有插秧的人。村边的高铁高架桥横贯而过，车流如织，而我和我的故乡，像被遗忘在桥下的旧鞋，积满灰尘。

那天晚上，我坐在老屋的天井边，头顶是一方四角的夜空，星星比城里多得多。回想起奶奶自酿的米酒，想像喝着喝着，眼泪就掉进碗里的样子。我想起我们这些离家的孩子，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天南海北，有的落在城市的水泥缝隙里，有的飘到更远的异乡。我们努力扎根、发芽、开花，可回头一看，那片曾经孕育我们的故土，却在一点点消失——不是地理上的消失，而是记忆里的消失。当最后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死去，当最后一个记得我乳名的老人闭上眼睛，当那些曾经一起放牛、偷柿子的玩伴散落成通讯录里沉默的号码，故乡便不再是故乡，而是一个地名，一张褪色的照片。

我忽然明白，我们这代人注定要成为故乡的“陌生人”——我们在异乡说着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可回到故乡，却被当成远客。路边的小孩把我当成过路人，唯有门框上自己刻的名字，还在固执地证明，我曾经属于这里。

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和三十年前一样。我张开手掌，仿佛能握住一缕风，可风从指缝间溜走了。蒲公英的种子在我眼前飘过，白色的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我也是其中一颗，落在哪里便在哪里生根，可心里永远藏着一片回不去的田野，那里有牛铃叮当，有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有满树的红柿子等着我去摘。只是如今，田野荒了，声音散了，柿子烂了，枇杷熟了——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孩子，只能在回忆里，一遍遍放我的老黑，一遍遍数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