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5月，老红军单德贵叛变投敌，锅不能让冀东扛把子李运昌背。

单德贵这人，1911年出生在湖南茶陵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12岁没了爹，16岁不到被湖南军阀何键抓去当了兵。1930年和彭德怀的红军打仗时被俘，掉转枪口参加了红军。从班长干到排长再到连长，1934年跟着萧克、任弼时长征，1937年编入八路军115师685团当连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这事从头捋，还得从1938年说起。那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单德贵在宋时轮手下当连长。攻打昌平的时候他第一个爬上城墙，宋时轮当场把他提成营长。这份知遇之恩单德贵记了一辈子，可后来他所有的委屈，也恰恰是从“记了一辈子”这几个字上来的。

冀东大起义轰轰烈烈搞起来之后，主力撤回平西整训。李运昌带着两万人走在最后面，在密云打了一天恶仗，死伤惨重。再往西走就是死路一条，李运昌一咬牙调头，带着仅剩的几十个人重回冀东。那时候四纵留下的就三个支队，陈群、包森、单德贵，加起来不到一千人。单德贵扩队伍确实有一套，没多久手下就发展到小一千人，每个班都配上了轻机枪。

可1939年萧克到平西整军，直接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三个支队整编成两个团，陈群资历最老，红军时期就当过副师长，当12团团长没人有意见。剩下包森和单德贵的支队合编成13团，团长给了包森，单德贵只落了个副团长。

单德贵接受了任命，可心里的刺算是扎稳了。平心而论组织的考量没啥毛病，包森去过延安抗大学习，党龄比单德贵长，论综合条件确实更合适。之后包森也确实争气，白草洼设伏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这是冀东头一次打出这种战果，连冈村宁次都下令碰到包森部能躲就躲别恋战。

单德贵嘴上不说，心里的疙瘩一天比一天大。1941年12团团长陈群牺牲，位置空了出来。单德贵觉得这次轮也轮到自己了，资历战功都摆在那，总该有个说法。结果团长给了参谋长曾克林。没过两年包森也牺牲了，当年留下的三个支队长就剩他一个人了。13团团长的位置怎么看都该轮到他了，结果任命下来，团长是从冀中空降过来的舒行。

这下单德贵彻底绷不住了。他冲到李运昌面前大闹，说自己兵强马壮的三支队被撤，司令降成副团长，两次出缺都轮不到自己，现在反倒让外来的人抢了位置。

这事真冤枉李运昌了。当年冀东军分区归冀热察挺进军管，主力团长的任命要走晋察冀军区的程序。所有任命都有上级的指令和组织的客观考量，从来不是李运昌在背后搞小动作。李运昌虽是冀东三分区司令，团长人选他拍不了板，上面还有冀热察挺进军。单德贵把所有不满都扣在李运昌头上，这顶锅李运昌根本接不住。

单德贵已经钻进了牛角尖，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越委屈越觉得自己是受害者。1943年调任冀东第一专署武装科科长，职务调整让他更加不满。1944年5月3日，他带着老婆孩子和两名警卫，投靠了驻三河的日伪军。日伪电台大肆宣传，“原冀东八路军13团单德贵司令不满共产党的土匪政策，携带妻女弃暗投明”。冀东军区各级干部、13团战士、根据地老百姓，谁都不相信这么一个抗日英雄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可现实就是现实。

单德贵被封为“京北剿匪少将支队长”，多次率日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可这人当了汉奸之后干的事又透着一股诡异。1945年1月，13团在平谷东高村设伏打他，战士们看着当年的老首长，眼含热泪，枪往天上打，手榴弹往天上扔，把伏击战打成了鸣枪送客。12月他随日军围攻根据地，日军指挥官要开炮，被他硬生生拦了下来。他让数千群众和混在里面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脱身。他还通过老上级李子光向根据地传递秘密情报，让日军的扫荡一次次扑空。

一个叛徒，投敌后又在暗地里干着保护老百姓的事。这人的复杂程度，远超“汉奸”两个字能概括的。

可话说回来，再复杂的动机也不能为叛变开脱。单德贵后来被抓，供述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可平心而论，从始至终李运昌既没有权力决定团长的任免，也没有因为私人恩怨给他处分。所有人事调整和纪律处分都是按组织程序集体研究决定的。单德贵自己居功自傲，听不进不同意见，违反纪律在先，又受不住敌人的挑拨，最终选择了投敌。主要责任终归在他自己身上。

投敌之后的日子也没好过多久。一年多以后日本投降，1946年4月被国民党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了12年徒刑，1947年改判6年。1949年北平解放，押解途中跳车自杀。一个走过长征的老红军，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

说到底，单德贵的悲剧不在于李运昌对他怎么样，而在于他把组织的集体决策当成了个人恩怨，把职务的高低当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再有本事，一旦钻进“组织欠我的”这个牛角尖里出不来，离出事就不远了。冀东的担子李运昌扛了几十年，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率部先机挺进东北。一个能扛起整个根据地的人，犯不着去打压手下一个团长。这个道理，单德贵到死都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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