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下管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教科长，晋鲁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大校长等职。
民国10年（1921年）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随父去山区贩卖和修理纱筛。民国11年后教了四年小学。民国15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负责编辑党报《南针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编辑散发地下刊物《石榴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

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徐懋庸是文笔酷似鲁迅、风头很盛的青年杂文家，一生横跨文学写作、左联组织、根据地文教管理多条路线，人生起伏极大，个人命运长期被两个口号论争这件文坛大事影响，一生功过争议至今没有完全平息 。

出身贫寒底层，早年靠教书、做小生意谋生，很早就接触革命思想，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上海求学。走上写作道路之后，专攻针砭时弊的杂文，文风犀利辛辣，议论风格高度接近鲁迅，经常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稿件，很快在文坛站稳脚跟，出版第一部杂文集《打杂集》时，鲁迅还专门为这本书作序，一度对这位后辈多有提携、生活上也多有关照 。

凭借文字能力，他很快进入左联核心管理层，负责宣传与刊物编辑工作，同时翻译托尔斯泰传记、列宁家书等进步书籍，思想立场十分鲜明。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36年左联内部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大口号之争。站在周扬一方的徐懋庸，以一种偏强硬、带有说教口吻的长信写给鲁迅，言辞尖锐地指责对方立场问题，还点名批评胡风、黄源等人，最终引发鲁迅写下名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公开进行驳斥，两人彻底决裂，这件事也成为他一生难以摆脱的标签 。

论战结束之后，他很快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得到毛泽东当面谈话开导，厘清了文艺战线的路线分歧。之后长期在抗大、敌后根据地负责文化教育工作，主持边区文联、联大办学事务，把工作重心从文学创作转向干部教育与文化管理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时兼任中南地区文化、教育部门领导职务。五十年代中期重拾杂文创作，写出百余篇现实评论，集结为《打杂新集》，文风依旧锋芒不减，也正是这批作品，让他在后续政治运动中遭遇长期坎坷，人生后半段多次受到冲击，直到离世多年后相关问题才陆续平反 。

客观看待他的一生，优点和短板都十分突出。写作上杂文战斗力很强，但题材风格相对单一，长篇叙事作品建树不多；做事有组织能力，但青年时期行事方式偏急躁强势，在重大文艺论战中站位和表达方式存在明显失误。

放到左翼文学发展历程来看，徐懋庸的经历也能带来一点思考。文艺路线争论应当以理性探讨为主，一旦掺杂派别情绪、居高临下指责前辈，很容易激化矛盾，不仅不利于事业推进，也会给自己留下长久的人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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