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当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给留啊！”1929年，孙传芳在得知杨宇霆被杀害之后，万分惊恐的说道。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孙传芳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兵败如山倒的绝境他经历过，尸山血海的战场他蹚过。真正让他感到胆寒的，是张学良身上那股完全不念旧情、翻脸无情的做派。
孙传芳非常清楚杨宇霆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在此之前，杨宇霆对张学良的态度确实极其傲慢。他一直把张学良当成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动辄以长辈自居。张学良抽大烟，杨宇霆敢当众责骂；张学良做出的决议，杨宇霆敢直接推翻。
1929年1月初，杨宇霆为其父举办大寿，各路军阀高官纷纷前往祝寿。张学良身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亲自带着重金前去道贺，杨宇霆却依然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连基本的上下级礼仪都懒得顾及，让张学良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
即便如此，在孙传芳看来，大家同在屋檐下，有着几十年的香火情。政见不合或者有权力之争，大可以削夺兵权，将其软禁，或者拿钱打发下野，远赴海外做个富家翁。直接在自己家里摆下“鸿门宴”，拔枪便杀，这种雷霆手段，完全打破了北洋军阀之间那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江湖潜规则。
孙传芳之所以连夜逃往大连，除了震惊于张学良的狠辣，更因为他自己当时的处境极为尴尬且危险。
北伐战争期间，孙传芳的主力被北伐军彻底打垮。穷途末路之际，他只能北上投靠老大哥张作霖。张作霖死后，孙传芳在东北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流亡军阀”。
在此期间，孙传芳与杨宇霆走得极近。两人在战略眼光和政治利益上有着诸多共鸣。杨宇霆一直主张东北应当保持高度自治，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易帜”要求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而孙传芳更是与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自然也站在反对易帜的同一阵营。
这种政治立场上的高度捆绑，让孙传芳在杨宇霆倒台后，立刻感受到了死神逼近的气息。既然张学良能够毫不留情地击杀父亲的托孤老臣，那杀掉他这个失去了军队、仅仅作为客卿的过气军阀，简直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
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孙传芳一边强颜欢笑，对着张学良伸出大拇指高呼“杀得好”，一边在散会后连滚带爬地逃出奉天，直奔当时受日本人控制的大连租借地。只有在那里，他才能确信张学良的枪口指不到自己的脑袋上。
抛开孙传芳在极度恐惧下的逃亡不谈，再去品味他逃跑前对夫人说的那句“杀了杨宇霆，就是不给他自己活路啊”。这句话虽然带有浓厚的个人情绪，却极其精准地预言了东北军未来的悲剧命运。
张学良杀杨宇霆，看似是在立威，是在扫清东北易帜的最后障碍，彻底将东北军政大权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枪，确实打出了少帅的威风，让关内外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看似儒雅甚至有些纨绔的年轻人，绝对是个心狠手辣的政治人物。
这干脆利落的一枪，同样打断了东北军的脊梁。杨宇霆固然飞扬跋扈、目无余子，但他同样是东北军中最具战略眼光、最懂得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操盘手。
在张作霖时代，正是杨宇霆通过极其复杂的合纵连横，周旋于日本、苏联以及关内各路军阀之间，才保住了东北的相对稳定与繁荣。杨宇霆对待日本人的态度非常明确：既要利用，又要防范，坚决不轻易让出核心利益。他在东北修建兵工厂，铺设属于东北军自己的铁路网，都是为了在军事和经济上摆脱日本的控制。日本人对他可谓是又恨又怕。
在随后的日子里，当日本关东军的野心日益膨胀、步步紧逼时，张学良的身边失去了一位敢于直言进谏、能够运筹帷幄的谋士。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东北军内部少了一道能够扛住压力的屏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失去了主心骨的东北军，在张学良的误判和退让下，不战而退，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当年在老虎厅里的那几声枪响，虽然让张学良赢得了毫无争议的权力，却在无形中摧毁了东北军抵御外辱的智囊核心。
历史的因果，往往在一些看似偶然的瞬间就已经注定。
1929年1月10日夜晚，大帅府里的那一滩血迹，成就了张学良的绝对权威，吓破了孙传芳的胆，同时也为东北军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孙传芳在极度惊恐中做出的那句判断，最终一语成谶。军阀政治的残酷性就在于此，讲究情面和规矩的人往往活不到最后，毫无顾忌下死手的人能够赢得一时的权力。不过，当把身边那些能够补台、能够抗事的老臣彻底清空后，当真正的狂风骤雨袭来时，站在权力巅峰的那个人，最终只能独自面对历史的严酷审判。
孙传芳逃到大连后，彻底退出了军阀争霸的舞台，后来遁入空门，最终却也在天津佛堂之上，被为父报仇的施剑翘连开三枪刺杀。而张学良，则在经历了失去东北的屈辱后，用半个世纪的幽禁岁月，去回味当年在老虎厅里做出的那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