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年间，东京汴梁城东有一条青柳巷，巷口常年摆着一副草药摊子，摊主姓沈名安，人称“沈一帖”——因他看病抓药，常常一帖即愈。

沈安年约四十，相貌清癯，眉目温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短衫，晨起出摊，日落收摊，风雨无阻。他行医有个规矩：穷人来抓药，分文不取；富户来求方，照价收钱，多余的钱便买了米粮，周济巷中乞丐。几十年下来，汴梁城受他恩惠的人，从贩夫走卒到市井妇孺，不计其数。

这一日隆冬大雪，沈安收了摊，扛着药锄往城外采些冻伤的草药。行至南门外官道，见路边雪堆里蜷着一个人，面色青灰，衣衫单薄，已是半昏半醒。沈安忙放下药锄，将那人扶起，探了探鼻息——尚有一丝热气。他解下自己的棉袄裹住那人，又从怀里掏出早上没舍得吃的两块芝麻烧饼，就着葫芦里的温水，一点点喂进那人嘴里。那人吃了热食，渐渐缓过气来，睁眼一看，是个陌生郎中救了自己，挣扎着要跪谢。沈安按住他道：“莫动，你饿过头了，先歇歇。”细问之下，方知此人姓赵名彦，乃山东落第举子，赴京赶考途中遭了盗贼，盘缠尽失，连走三日，饿倒在此。沈安叹了口气，将剩下的烧饼全数塞给他，又解下腰间的几十文铜钱：“拿去住店，明日我为你开一副调养脾胃的方子，吃了再赶路。”赵彦泪流满面，问恩人姓名住处，沈安摆摆手：“举手之劳，不必挂怀。”转身便消失在风雪里。

此后赵彦入京应试，竟一举高中进士，授了江南某县知县。他赴任前专程寻到青柳巷，果然见那副草药摊仍在。赵彦已是官袍在身，上前深揖到底，奉上白银百两、绸缎数匹，口称“恩公在上，请受学生一拜”。沈安扶起他，看了看那些银两绸缎，呵呵一笑：“赵大人有心了。当年我送你几块烧饼，是因见你饿得可怜；今日你若送我金银，反倒使我心里不安——我若收了，当初那几块烧饼便成了买卖，何来‘扶危济困’之说？”赵彦再三恳请，沈安只是摇头，最后只说：“你若真念我，将来为官时少打百姓几板子，少收几斗粮，便是报答我了。”赵彦闻言，感触良久，拜了三拜而去。

沈安的善名越传越广，前来求医的女子也日益增多。有的因家贫无力买药，有的因隐疾不便求医，沈安一概耐心诊治，言语温存，从不嫌烦。那些女子多是孤苦无依之人，见沈安待人如春风，又不收诊金，不免心生感激，渐渐转为倾慕。沈安虽有恻隐之心，却也不忍冷面拒人，一来二去，竟与数名女子有了私情。他并非好色之徒，只是心肠太软，见人家可怜，不忍推拒，事过之后又深感愧疚。他一生未娶正室，只在巷尾住了两间旧屋，每日出诊，夜里独宿，那些情缘皆如露水，聚散无痕。

如此过了二十余年，沈安年近七旬，一日为病人切脉时忽然咳血不止，倒在了草药摊前。众人将他抬回屋中，请遍名医，皆摇头说“油尽灯枯”。三日后的清晨，沈安安详而逝。消息传出，整个汴梁城为之震动。出殡那日，送葬的队伍从青柳巷一直排到南门外，前头灵幡引路，后头白衣如云，有他施过粥的乞丐，有他救过命的商贩，有他治过顽疾的老翁，更有许多妇人携儿带女，哭得撕心裂肺。

最奇的是，那些妇人们在灵前痛哭时，彼此攀谈，方知各自的孩儿竟都是沈安的骨血——大的已二十出头，小的尚在襁褓。而沈安生前一概不知，他从未记过那些女子的姓氏，也从未问过她们是否怀胎，只道是行医济世，却不知无意间播下了这许多血脉。

灵柩入土时，那群孩子齐齐跪倒，哭声震天。众人闻言，又悲又笑。赵彦此时已官至户部侍郎，闻讯专程赶来，抚棺大哭：“恩公啊恩公，当年你送我烧饼，我不曾报得；今日送你一程，愿你来世仍作良医。”他亲自提笔，为沈安写了墓志铭，寥寥数字：“一生药香，遍地儿郎；悲心不灭，善债难偿。”

自此，汴梁城流传一句话：做人如做药，苦口是良方；若得沈郎心，何必问短长。那青柳巷的草药摊后来被他的一个私生子继承，照样分文不收穷人，照样惹得许多女子垂泪——可那便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