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这位特工女王走进西柏坡，她拒绝了一切高位，只提了一个要求，此后三十年再没离开过三尺讲台。

1948年底，王一知踏进西柏坡的几孔土窑洞，灯光天天亮到后半夜。

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中央正忙着敲定新政权各部委的领导人选，她刚从白区地下战线撤回来。

按她二十多年的潜伏资历，组织上原打算让她挑起全国妇女工作的大梁。

1949年初，周恩来找她谈话。“一知同志，去妇联当主要领导，或者留在中央部委，你看哪个合适？”

王一知摇了摇头：“总理，中央的官我不当。我只求去管一所中学，踏踏实实教书。”

周恩来劝她：“你的资历摆在这里，在部委能管更多的事。”

“打江山的活干完了，守江山得靠下一代，我去守着娃娃们。”王一知答得斩钉截铁。

这话一出，身边不少老同志想不通。枪林弹雨里熬到天亮，放着现成的高级干部不干，偏要去当个娃娃头。

其实这个念头，早在十几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电台撤离里就埋下了。

1942年9月15日深夜，上海下着大雨。地下交通员急匆匆敲开王一知的门，雨水顺着衣领往下淌。

“李白电台出事了，日本人刚抓了李白。”

王一知脸色没变，立刻披上雨衣，转身吩咐身边的同志：“通知另外两个备用电台，天亮前剪断天线，带着密码本撤离。”

交通员急着问：“那你呢？”

“我留下收尾。”她说，“切断所有跟李白有交集的暗线，能暴露的名单全烧了。”

那天夜里，日伪特务把上海翻了个底朝天，硬是没能再抓住这张情报网的半片纸。

说起来，案发前几个月天气最闷热的时候，王一知去李白家巡查，看见一家人挤在狭窄的亭子间里，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流，她当场就发了火，责备联络同志没照顾好电台人员的生活。

一个能在生死关头眼都不眨下令撤台的人，平日里却会为同志住得太热而动怒。

谁能想到，她这股子硬气，是从1927年那场丧夫之痛里磨出来的。

1927年12月12日，广州大北直街枪声大作，丈夫张太雷乘敞篷汽车赶去前线指挥，遭粤军伏击当场中弹，年仅29岁。

送信的同志找到她时只说了一句：“太雷同志，牺牲在大北直街了。”

王一知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愣在原地，国民党军警全城搜捕，她连收尸都做不到，只能把孩子托付给老家亲戚，转身一头扎进了白色恐怖里。

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懂，打江山的刀剑，终究得换成守江山的书桌。

1950年，中央顺了她的意，调她到北京担任华北中学校长。

组织上始终觉得屈才，1953年中央组织部专门发了调令,要调她进教育部任职。

干部上门来劝：“王校长，去部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央的信任。”

王一知把调令推了回去：“我在基层挺好，国家现在缺的是能办实事的人。这信您带回去，我的态度不会改。”

没过两年，周恩来到学校视察,看着操场上的学生说了一句：“学校里干部子弟太多了，得让高干子弟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王一知当天就召开校务会：“学校对普通平民子弟敞开大门，干部子弟没有任何特权，校名也要改。”

教务主任问：“改成什么名字？”

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一零一。过去哪怕有一百分的功劳，添个一，一切从头开始。”

定工资级别时，国家按资历给她定了行政8级，这是部长级待遇。王一知拿着核定表去问人事部门：“老师们拿多少钱？”

“大多是12级、13级。”

她拿笔把自己的“8级”划掉，改成了“12级”：“同工同酬，我不能拿这份高薪。”

往后的岁月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背着粗布书包走进了宽敞教室，几乎没人知道这位每天最早到校的老校长，曾是手握密电码的地下电台总负责人。

她没仗着张太雷遗孀的身份要过一分特权，1964年还掏出自己的积蓄买机器,在学校办起了校办工厂。

1977年，76岁的王一知第三次回绝中央任职的邀请，照旧拿着行政12级的工资,站在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门口数孩子们跑进操场。

文章来源：国家博物馆馆刊《张太雷的大学毕业证及“太雷”的由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校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