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献策案，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判刑的正省级干部。1985年，他为情人郭晓红的弟弟走私录像机说情、批外汇，明目张胆包庇犯罪。中纪委三次派员赴赣，都被当地关系网和零散证据挡了回来，案子悬了大半年，社会上传言四起，说省部级干部查也白查。

这事儿搁在今天看，可能觉得不算什么惊天大案，不就两万台录像机嘛，不就六十万美金嘛。可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一颗重磅炸弹。

倪献策这人是有点本事的。1936年生在山东高密，中专学历，1958年进了江西新余钢铁公司当技术员。那个年代中专生就是知识分子了，加上他脑子活络、嘴巴能说，在厂里一路干到了厂长。1982年，干部年轻化的东风一吹，46岁的倪献策直接从厂长跳到副省长，这种火箭式提拔搁现在想都不敢想。三年后，49岁的他坐上了江西省省长的位子。

问题就出在这趟香港之行上。

1985年初，倪献策带团去香港招商引资。江西驻港的华赣公司有个女员工叫郭晓红，三十四五岁，人精明也懂得来事儿。饭桌上几杯酒一敬，这位省长大人就晕了。考察还没结束，他找了个借口提前回南昌，还点名让郭晓红“陪同”。就这么着，一个有妇之夫、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勾搭到了一块儿。

郭晓红的弟弟郭勇在江西洪海电子公司当副经理。1984年底，郭勇和人合伙走私进口了两千台日本录像机，价值六十万美金。1985年4月，货在深圳文锦渡海关被扣了。郭晓红一个电话打给倪献策，说“洪海公司的录像机被海关扣了，这件事又是我弟弟亲手办的，情况十分严重”。

倪献策是怎么“帮忙”的？他先是给海关总署打电话施压，被顶回来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直接绕过所有程序，在单证不全、信用证过期的情况下，强令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香港公司拨了六十万美金的外汇额度，把被扣的录像机买下来。

这不是徇私舞弊是什么？

举报信雪片一样飞到中纪委。中纪委也不是吃素的，先后派了三个调查组去江西。可倪献策当了三年副省长、一年省长，人脉盘根错节，证据又零零散散，三个组都无功而返。案子拖了大半年，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省部级干部查不了的”，有人说“人家后台硬”，更有人摇头叹气“查也白查”。

1986年，中纪委派出了刘丽英。这人不是一般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出身，在纪检战线干了二十四年，查过的大案要案数不过来，人称“女包公”“铁娘子”。她带队到南昌一蹲就是好几个月，硬是把铁证给挖了出来。

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倪献策还梗着脖子嚷嚷：“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是对改革者的政治迫害！”刘丽英没跟他硬碰硬，倒了杯茶说“倪省长，请用茶”。后来倪献策态度软了，有一天一大早跑来找刘丽英交代问题，刘丽英第一句话是：“还没吃饭吧？赶紧吃完饭再说。”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这话听着平常，可透着一种老纪检的从容和底气。

1986年10月26日，七百多名江西省人大代表一致表决，罢免了倪献策的省长职务。1987年1月10日，武警敲开了他家的门。2月27日，中央批准开除他的党籍。4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徇私舞弊罪判了他两年有期徒刑。

回过头看这个案子，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

第一，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省部级高官。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还没完全打破的年代，这个判决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它告诉所有人，不管你官多大，犯了法就得蹲监狱。

第二，案子能查下来，靠的是中纪委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三次调查组无功而返，一般案子可能就搁那儿了。可中纪委硬是换了刘丽英上，一蹲几个月把案子啃了下来。这种“不查出真相不罢休”的态度，比案子本身更有震慑力。

第三，倪献策的堕落轨迹太典型了，从一个工厂技术员火箭式蹿升到省长，权力来得太快太猛，人根本来不及建立对权力的敬畏。再加上作风上出了问题，被人拿捏住了，一步错步步错，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有人说倪献策判得轻，两年而已。可在1987年，一个正省级干部被判实刑入狱，这事儿本身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撕开了一道口子，原来省部级干部犯了事也是要坐牢的。

这案子过去快四十年了，回头看，它像是中国反腐败史上的一块界碑。从倪献策的两年，到后来胡长清的死刑，再到今天“打虎”已成常态，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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