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流传一种说法：诸葛亮忌惮魏延功高难以驾驭，担心日后刘禅会重用魏延制衡朝中势力，因此在临终前逐步拆解魏延兵权。诸葛亮将汉中太守一职交由吕乂，前线督前部交给高翔，至关重要的丞相司马授予费祎，此举直接剥夺魏延参与核心军政会议的资格。与此同时，姜维以代理护军身份跻身决策圈层，承接原本属于魏延的军事权责。

但这种解读只是后世推测，并非正史定论。《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临终密议仅与杨仪、费祎、姜维商定退军计划，刻意回避魏延。诸葛亮的安排，本质是担心魏延执意北伐、不听撤军命令引发军中大乱。

魏延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与长史杨仪积怨极深，军队指挥权被剥离后矛盾彻底爆发。魏延并未谋反，只是不愿受制于杨仪，率军抢先南归阻断退路，最终被扣上叛逆罪名，死于马岱之手。权力分配的伏笔、私人仇怨叠加军令分歧，共同酿成蜀汉这一桩千古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