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四川南充，一位修道30多年的道士邱朝云，只因在道观内教俗家弟子针灸，竟被卫健局认定为非法行医，直接罚款5万元。结果到了2026年3月，因逾期未缴，罚款翻倍成了10万，法院直接准予强制执行。等他醒悟过来想行政复议时，却被一句“已超过法定60天申请期限”挡了回来，对此，邱朝云不服，已向南充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已立案。

一纸罚款通知把邱朝云推到聚光灯下，数字也挺刺眼，最后落到10万元。



可这件事的起点并不在今年，而要从2025年说起。2025年5月12日，南充市顺庆区卫健局的执法人员到集凤观检查，现场查见针灸针、医用酒精、艾草、刮痧油等物品。




后来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没收相关物品，并处以5万元罚款。


邱朝云对这个认定很不服。他的说法是，自己在道观里带了几名俗家弟子，平时讲《道德经》和《易经》，也把会的针灸手艺当作技艺传授，更多是师徒间互相练手。


他还反复叮嘱弟子，没证不要出去给人看病，更不能靠这个挣钱。


可举报线索恰恰来自几名后来闹翻、退了拜师费的前弟子，对方提供了几十页照片材料，称他不仅给弟子扎针，也给外人针灸，其中还有“扎到人休克”的说法，这些内容最终进入了执法机关的视野。


卫健部门给出的解释比较直截了当：针灸属于医疗行为，是否收费不改变性质。只要实施了针刺等诊疗活动，就进入医疗监管范围，需要相应资质与许可。


罚款额度方面，他们强调5万元已是法定下限，按规则“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按1万元计算”，再按最低倍数计罚，落点就在这个数上。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计算框架里，这不是“想罚多少”的自由裁量，而是踩着最低标准走的结果。


问题随后出在邱朝云对程序的应对上。他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去处理罚款，也没有完成对处罚决定的有效送达确认。卫健局多次通过邮政寄送文书，但都被退回。邱朝云自己说只收到过一条私人手机号发来的短信提醒，因此没把它当作正式法律文书来看待。


可行政处罚的时钟仍然在走，逾期未缴会产生加处罚款，一天按3％计算，累计上限为本金。到了2026年2月25日，原本的5万元加到顶，变成了10万元。


2026年3月，法院批准了强制执行。直到这一步，邱朝云才明显着急起来。

2026年3月30日，他向顺庆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理由主要集中在两点：自己没有收到正式处罚决定书，另外罚得过重。复议机关的处理很程序化，直接以超过60天法定申请期限为由作出驳回。


时间一旦超期，复议机构通常就不会进入实体审查，后面再怎么解释“冤不冤”，也很难越过这道门槛。


他随后转向诉讼渠道，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已立案。到这一步，争论的轴心其实也就剩下一个：在个案事实里，他的行为究竟属于“师徒传授、内部练习”，还是已经构成对外实施的“未经许可的诊疗活动”。


如果证据指向后者，监管逻辑就会更硬；如果事实更接近前者，执法的边界、裁量的幅度、以及是否“过罚相当”，就会成为法院审查的重点。


针灸的医疗属性决定了监管不会松，原因也不难理解，针刺不规范可能引发感染、神经损伤等风险，法律设置门槛本质上是为了把风险尽量挡在外面。


可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另一层张力，一些传统技艺以师徒方式延续，规模不大、收费不高，甚至带着互助色彩，一旦与“医疗行为”的定义发生重叠，就容易触发处罚。类似案例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比如民间正骨传承者给邻里调理而被处罚的情况，争议点往往都落在“边界怎么划”上。


现在“球”已经到了法院这一侧。南充中院接下来需要看的，既包括送达与期限这些程序问题，也包括事实认定与裁量是否恰当。监管底线与传统技艺的生存空间如何在具体案件中找到位置，最终会在判决书里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