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令炸毁大陆所有工业命脉，一个国民党高官却阳奉阴违，他保下的上千座工厂让新中国撑过了最难的四年。

这个高官叫孙越崎。密令下达那阵子，他正坐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位子上。

全国一百二十一个总公司都攥在他手里，煤铁钢电，兵工化工，样样在内。

事情要往前捯一年。1948年底，辽沈战役刚打完，淮海战役眼看又要开打，南京城里已经嗅出败相。

孙越崎那时候拿不定主意，厂子留还是不留，见谁都不敢说透。

一天晚上，老友吴震修敲开了他家的门，身后跟着孙越崎的四弟孙竹生，中共地下党员。

两人没绕弯子，直接把话挑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绝不没收民族资本。”吴震修说，“希望资源委员会的专家们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孙越崎坐在那儿听完，起身倒了杯水，端在手里，半天没喝。这句话，他盼了很久。

没过几天，孙越崎借着召开各厂矿负责人会议的由头，把蒋介石那道拆迁台湾的密令压进了抽屉。

另拿出一张纸条，上头就十六个字：“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

这十六个字，后来传到了全国四十多个厂矿负责人手上。

蒋介石那边催得越来越紧。电报一封接一封，从“限期执行”催到“严令拆运”，最后一句“延误者军法从事”都写上了。

孙越崎回电永远有理由，船不够用，仪器精密拆不得，顶多拆两台旧机器意思意思。

真正值钱的家伙，工人拿黄油一抹，帆布一盖，贴上“报废”两个字。机器就地不动。

这边刚糊弄过去，那边上海又出事了。

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领了命，要把上海的中央化工厂、上海造船所搬空，搬不动的就埋炸药。

资源委员会协理吴兆洪留守上海，这场硬仗躲不开了。

吴兆洪没跟汤恩伯的人正面顶，先报了一笔天文数字的预算上去。

几万名工人的遣散费，加上精密机械打包海运，得要上千万银元。先拿钱，再拆厂。

汤恩伯的参谋班子还在算这笔账，吴兆洪又递了一句话过去：“上海物价飞涨，工人们已经憋着一股火。真炸了电厂断了工人饭碗，几十万人马上就得闹起来。前线还打着仗，后方一乱，谁兜得住？”

国库早就见底，兵变两个字比炸药还吓人。

汤恩伯掂量了两天，把炸厂的命令收了回去。上海的电厂、水厂、造船所，一台机器都没炸。

南京那边也悬着一根弦。宪兵队进了厂，炸药箱堆在门口，引线接好只等一声令下。

有人劝孙越崎躲一躲，他没躲，直接去了卫戍司令部，甩下一句话：“炸厂，就是烧掉守军自己的粮草。”这话噎住了对方，命令暂时压住了。

暗地里，技术员半夜摸进厂房，把炸药换成沙土。关键设备连夜搬进地下室，工人攥着棍棒守在厂门口，对着荷枪的宪兵，一站就是一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下关电厂那天晚上灯火照常，永利铔厂的机器还在转，车间门口飘着热油味。

往后几天，上海、武汉、广州陆续接管，资源委员会名下近千家厂矿，原封不动地交到了新政权手里。

厂子留住了，工人留住了，工程师和技术骨干也没散。

华东要恢复生产，靠的就是这一整套没拆散的班底。

说起来，孙越崎后来提起1948年那次拿定主意的经过，说过一句大实话：“论私我背叛蒋介石，论公我没背叛国家。”

其实这句话，他等到1949年10月才算彻底兑现。

广州要解放前夕，蒋介石派人把一张飞台北的机票送到孙越崎在香港的住处，带话说这是最后通牒。

孙越崎当着来人的面，把机票撕了。

次月14日，他在香港《大公报》上领衔发表通电，资源委员会驻港人员集体宣布脱离国民党，听候人民政府接收。

孙越崎后来历任中央财经委计划局副局长、民革中央副主席，1995年去世，享年102岁。

文章来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吴兆洪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