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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国民党中将刘昌义去找汤恩伯时,却被蒋纬国一把拉住,对他说:“副座

1949年5月,国民党中将刘昌义去找汤恩伯时,却被蒋纬国一把拉住,对他说:“副座,我当连长时就认识你,你是西北军的名将。如今我父亲有困难,你可要多多帮忙啊!”

这话说得倒是亲热,可刘昌义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当连长时就认识”,不过是想用旧情来套近乎罢了。蒋纬国这时候出现在上海,名义上是带着装甲兵部队来增强防务,实际上谁不知道?老蒋把两个儿子都押上了,经国负责政工,纬国带装甲兵来,明摆着是来当监军的。上海这盘棋已经下到了残局,汤恩伯嘴上喊着“上海要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可底下那些军长、师长们,哪个心里不在盘算着自己的退路?

刘昌义这个人,说起来还真是个有意思的角色。河北任丘人,十七岁就投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洛阳军官学校受训。中原大战的时候已经干到了师长的位置。后来西北军散了,他也没像孙良诚、孙连仲那些人一样投了蒋介石,而是辗转各处,1933年还跟着冯玉祥搞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爆发后回老家拉队伍打游击,1940年被日军包围后被迫投了汪伪,可转过年来又率部反戈,重新回到国军序列。这种经历搁在国民党那帮嫡系眼里,那就是个“杂牌”,用你的时候叫你一声“名将”,不用你了你就是个外人。

整个上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守军十一个军分属十一个派系,汤恩伯这个总司令哪个也惹不起。嫡系部队先跑,杂牌部队殿后,这套把戏在国民党内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刘昌义本来是第一绥靖区副司令,没有实际兵权,托词养病住在市区宾馆里。可随着战事吃紧,汤恩伯那些嫡系部队的军长们有的被俘有的逃跑,51军军长王秉钺在浦东被解放军俘虏后,汤恩伯才想起来还有刘昌义这么个“西北军名将”可以用。临时封了他个51军军长兼淞沪警备副司令,说白了就是找个替死鬼来收拾烂摊子。

蒋纬国拉住刘昌义说那番话的时候,上海的局面已经明摆着了。苏州河以南5月25日早晨就被解放军占领了。陈毅定的方针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市区里不准开炮、不准用炸药,解放军为了保全这座城市,宁可用轻武器硬啃,也不愿意把城市打烂了。可北岸的国民党守军占据着百老汇大厦、邮政大楼这些高楼,居高临下封锁着河面和桥梁。81师要过造币厂桥,冲了几次都被火力压了回来。

刘昌义心里清楚得很,汤恩伯和石觉、陈大庆那些人已经在准备跑了。他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北兵团司令”,手里满打满算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守着苏州河北岸的一小段防线。蒋纬国还在那儿说什么“父亲有困难”“多多帮忙”,帮忙?帮什么忙?帮你们老蒋家守住这个已经守不住的上海?还是帮你们这些嫡系拖延时间好让你们先跑?

更讽刺的是,就在蒋纬国拉着刘昌义“叙旧”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早就做到位了。早在1948年11月,民革的刘云昭就通过王葆真介绍刘昌义加入了民革组织。刘云昭提醒刘昌义:“不要充当汤恩伯的替罪羊。”这话说得直白,也说到了点子上。国民党那些大员们跑路之前,总要找个替死鬼来顶一顶,刘昌义这个“西北军名将”,在人家眼里就是个顶缸的料。

5月25日下午,中共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派人过河找到了刘昌义。刘昌义乘车过造币厂桥,到西康路的劳工医院跟解放军81师政委罗维道谈判。他在协议书上写下“停止抵抗,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当场用电话命令51军停止抵抗。第二天清晨,解放军从造币厂桥等处越过苏州河,接管了51军防地。

回过头来看蒋纬国拉住刘昌义说的那番话,真是充满了历史的荒诞感。一个“西北军名将”,在国民党那边从来就没有真正被信任过,需要你的时候叫你一声“名将”,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个“杂牌”。可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在最后关头做出了真正有利于上海这座城市、有利于几百万市民的选择。而那些口口声声“党国”“总裁”的嫡系们,早早就溜了。

上海战役从5月12日打到5月27日,前后不过十六天。汤恩伯叫嚣的“斯大林格勒第二”成了个笑话。真正守住这座城市的,不是那些钢筋混凝土碉堡,也不是蒋纬国带来的装甲兵,而是解放军“不准开炮”的命令和刘昌义在协议书上签下的那几个字。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一个被当成“替罪羊”推出来的人,反倒成了真正为这座城市着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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