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在沈阳的老虎厅被张学良就地处决后，与杨宇霆私交甚密的东北保安总令部秘书长郑谦为此痛心不已，他特意跑到帅府去见张学良询问其中的原由，张学良则双眼通红，对郑略述不得已枪毙杨常的苦衷，并说：“原谅我事前没有同你商量，因为一商量这事恐怕办不成了！”

郑谦站在老虎厅门口，望着地上还没完全擦干净的血迹，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他跟着张作霖鞍前马后这么多年，见过大风大浪，可眼下这场面，他是真扛不住了。杨宇霆跟他是什么交情？当年在江苏，杨宇霆当督办，他当省长，两个人搭班子共事，一文一武配合得滴水不漏。后来杨宇霆调回奉天，他郑谦也跟着回来继续当秘书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交情早就不光是上下级那么简单了。

郑谦站在张学良面前，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汉卿，邻葛他……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非得要他的命？”

张学良坐在椅子上没动弹，两只眼睛红得吓人，像是好几宿没合眼。他抬起头看了看郑谦，又低下去，手指头在膝盖上来回搓，半天没吭声。

“郑叔，”张学良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有些话我不瞒你。”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外头是沈阳腊月的天，灰蒙蒙的。“杨邻葛有才，这我知道，我爹活着的时候就常说，没有杨宇霆就没有奉军的今天。可你知道吗郑叔，我爹一走，他杨宇霆拿我当什么？当小孩，当摆设。”

郑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张学良摆手拦住了。

“前些日子我办东北易帜，他明里暗里拦着不让。我忍了。他在兵工厂一手遮天，两万条枪说给常荫槐就给常荫槐，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我又忍了。可你知道前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们俩拿着写好的条子来找我签字，逼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常荫槐当督办。我说这事得跟南京商量商量，杨邻葛把条子往我面前一拍——签！”

张学良的声音陡然拔高了，胸脯剧烈起伏着。“郑叔你告诉我，我张学良到底是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还是他杨宇霆的签字章？”

郑谦沉默了。他太了解杨宇霆的脾气了，那个人有本事，可那股子傲劲儿也是真能要人命。在张作霖跟前，杨宇霆是“小诸葛”，老帅宠着让着，时间长了就养成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毛病。可问题是，张作霖是张作霖，张学良是张学良。老帅能容得下的人，少帅未必容得下。

“可你也不能……”郑谦的声音在发抖，“不能就这么把人给……”

张学良猛地转过身来，眼圈红得要滴血：“郑叔你以为我想？我前后扔了六回银元，六回啊！我不迷信的人，可那天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就让老天爷替我定。结果六回都告诉我该杀！”

郑谦愣住了。他没想到张学良是这么下的决心。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提前跟你商量吗？”张学良走近两步，声音压得很低，“因为一商量，这事肯定黄。你跟他那么好，你能让我杀他？张作相能让我杀他？那些老叔老伯们谁能让我杀他？可郑叔，我要是不杀他，东北到底谁说了算？”

这话问到了根子上。

郑谦忽然想起一件事。前些日子杨宇霆给他父亲办寿，那排场搞得比帅府还大，张学良还亲自去了。当时有人私下嘀咕，说杨督办这是没把少帅放在眼里。郑谦当时没当回事，觉得杨宇霆一贯如此。可现在看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桩桩一件件堆在一起，早就把张学良心里那点耐性磨光了。

“还有件事，”张学良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日本人那边一直在递话。他们说杨邻葛要架空我，说我这个位子坐不稳。我一开始不信，可后来我发现，常荫槐背地里给蒋介石写信，说东北有事不用找我，找杨督办就行。

郑谦长叹了一口气。他忽然觉得，这事压根儿就没有谁对谁错。杨宇霆有杨宇霆的理，他觉得我为你张家打江山卖命这么多年，你一个小毛孩子上来就想对我指手画脚？张学良有张学良的理，他觉得我是东三省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你一个当臣子的处处压我一头，这江山到底是谁的？

后来郑谦从帅府出来，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没过多少日子，他在家里突发脑溢血走了。有人说他是被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气死的。我倒觉得，他是真看明白了，杨宇霆的死，表面上是张学良忍无可忍，骨子里是两代人的权力交替中谁也绕不过去的那道坎。老臣子功高震主，新主子要立威，这种戏码在中国的历史上上演过多少回了？远的韩信、年羹尧不说，近的奉军里头，从郭松龄到杨宇霆，哪一个不是倒在“功高”这两个字上？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杀了杨宇霆。他说要是杨宇霆还在，九一八那会儿东北兴许不会丢得那么快。可这话说得轻巧。当年那个局面，两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谁也不肯往后退一步，不是你掉下去就是我掉下去。

老虎厅里那两声枪响，震碎的不仅是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命。它把一个时代的老规矩打没了，把一帮老臣子的心打凉了，也把少帅自己后半辈子的安宁给打没了。

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换成你是张学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刚死了爹，手底下全是不服你的老家伙，你怎么办？忍，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杀，杀了之后又真的能睡踏实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