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九死一生，真正扭转败局的是八个人，最被低估的那位决定了落脚点在哪（上）


1935年的一天，长征途中的红军刚打完一仗，从战场上缴获了一堆敌人的报纸。

毛泽东随手翻看。就在这堆废纸里，他读到一条消息：陕北还有一块红色根据地，还有一支成建制的红军。

这条消息，可能比任何一场胜仗都重要。

因为此时此刻，几万红军最致命的问题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一个更简单也更残酷的问题——往哪儿走？走到哪儿才能活下来？

一支没有目的地的军队，走得再远也是流亡。而那块根据地的存在，等于在绝境里给红军画出了一个家的方向。

撑起这块根据地的人，叫刘志丹。

他是黄埔四期出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兵运工作。北方那几年起义此起彼伏，可绝大多数都被打散了，能咬牙坚持下来的，几乎只剩陕北一处。


这支队伍几起几落。每到最低谷、队伍快散光的时候，刘志丹就重新把人聚起来，从头再来一遍。到1935年2月，根据地已经发展到六座县城，主力红军五千多人，游击队还有四千多。

说白了，别人在拼命突围，他在替整个长征守住一个终点。

可问题来了。光有终点，红军就一定能走到吗？

远远不够。

因为这支队伍当时正面临一个比迷路更要命的麻烦——它的指挥系统，几乎是失灵的。

长征出发前，掌握中央实权的，是一批曾经留学苏联的年轻人，后来被叫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懂理论，但未必懂仗怎么打。

而真正在江西、福建一带打出过五万多平方公里苏区、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的毛泽东，此时却被晾在了一边。


更狼狈的是，他还病了。

长征路上，他患着疟疾，身体极度虚弱，有时候连马都骑不住，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一个被边缘化、又重病缠身的人，按常理早就出局了。

转机出现在1935年1月的遵义。

那场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会上，过去一年多接连打败仗的军事路线被摆上了台面，气氛可想而知。

很多人只记得＂毛泽东在遵义复出＂，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他不是自己冲回去的，是被几个人一起推回去的。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资历极深。早在1927年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中央苏区后又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还是决定军事走向的＂三人团＂成员之一。

在当时的权力格局里，他是有分量、说话算数的那种人。


可正是这样一个人，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诚恳检讨。他承认这一年多军事指挥的错误，更主动提出：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上来。

这一步，分量太重了。

一个手握实权的人，亲口把指挥权往外让，这不是谁都做得到的。正因为是他开口，改变军权归属这件事，才真正有了可能。

会后，周恩来成了军事指挥的最终负责人。可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他越来越多地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一点一点，把指挥的实权交了出去。

第二、第三个推手，是张闻天和王稼祥。

这两个名字，今天的读者可能没那么熟，但他们的转向，意义非同小可。

因为他们俩，本来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的人，代表着当时中央的主流声音。


长征路上，王稼祥身负重伤，一直躺在担架上；张闻天大多骑马，忙的时候偶尔也坐担架。他们和毛泽东都编在军委纵队，朝夕相处，走一路，辩一路。

行军路线该怎么定？目的地放在哪？为了这些问题，他们没少争。可争着争着，这两个原本不站在毛泽东这边的人，慢慢被说服了。

他们开始意识到:之前那套打法，真的把红军带进了死胡同。

遵义会议上能投票、有真正影响力的，其实就十来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这些一线指挥员，虽然带兵打仗，却只能列席，没有表决权。

在这个小圈子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先后站出来，公开炮轰当前的错误指挥。主流派里有人倒戈，这对扭转局面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算过分。

会后不久，张闻天接替博古，开始负责中央的领导工作。又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决策核心。

到这里，指挥系统总算重新转动了起来。


但红军的麻烦，还有一层更深的。

那就是——这支队伍，差点没能保住＂一个整体＂。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本该合力北上。可张国焘手握重兵，野心也跟着膨胀，一度走向分裂。

这种时候，有一个人的存在格外关键，他就是朱德。

朱德是当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遵义会议及之后，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更要命的考验，出现在和四方面军同行的那段日子。
他人在张国焘的势力范围里，却始终不松口。
一边公开反对分裂，一边把留下来的一方面军同志团结住，还尽力争取四方面军的官兵。后来在红二、六军团的配合下，他不断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
行军路上常常没有地图，而朱德对云贵川一带极熟，很多时候是靠他来辨方向、指道路。他既是定军心的人，也是认路的人。

不过，光靠朱德在内部周旋还不够。要彻底压住分裂的苗头，还缺一样东西——一个来自外部的、说话有权威的声音。@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