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董竹君又生了一个女儿，丈夫气得拂袖而去，婆婆却走过来神秘地说道：“赶快把孩子掐死，死了就不会再来投胎，下一胎肯定能生个男孩！”
说起拂袖而去的那个男人，来头实在不小。他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四川督军夏之时，早年赴日本留学，参加过同盟会，算得上是满腔热血、英俊潇洒的革命党人。当年，才15岁的董竹君为了逃出上海青楼的火坑，仰慕这位大英雄的救国抱负。两人结缘时，董竹君骨子里的清高就显露出来了。她没有顺水推舟甘当金丝雀，硬气地提出了约法三章：绝不做小老婆，婚后必须带她去日本读书求学，将来还要帮着料理国家大事。
夏之时当时满口答应。两人甚至有过一段神仙眷侣般的日子，在异国他乡，夏之时还专门请老师来教董竹君读书。可谁能想到，革命党人的外衣下面，竟然包裹着一个封建大家长的腐朽灵魂。
随着形势突变，夏之时在官场上失意，被迫退居四川老家。这一退，他身上的军阀做派和封建思想便彻底暴露无遗。那个曾经要救国救民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每天抽大烟、脾气暴躁、把妻子当出气筒的没落官僚。更要命的，就是他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
董竹君接连生下了四个女儿。每一次女儿降生，换来的都是丈夫的冷眼和婆家的嫌弃。在夏之时的逻辑里，女孩就是赔钱货，根本不配得到父亲的关爱。
有一次，大女儿患上极其凶险的麻疹，一度命悬一线。董竹君急得心如刀绞，没日没夜地守在床前，整整熬了四十个昼夜，终于把女儿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作为父亲的夏之时不但不搭把手帮忙，反倒指责妻子为了照顾一个丫头片子，连家务都放下了，伺候自己也不用心了。因为这件事，两人大吵一架。
更令人绝望的是，夏之时坚决反对让女儿们读书。他拦截女儿和老师的通信，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对董竹君大打出手。后来，四女儿腰椎患病，疼得死去活来，需要穿刺抽脓；另一个女儿又不慎从楼上摔下，双双陷入昏迷。董竹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求医问药。而那位曾经的“革命英雄”，对亲生女儿的死活不管不顾，依然在外面吃喝玩乐。有一次被惹急了，夏之时甚至冲进厨房拿起菜刀，追着要砍死董竹君。
这段看似风光的豪门婚姻，其实早就烂到了根里。 董竹君终于明白，指望这样一个男人良心发现，指望婆家发慈悲，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果换做一般传统的旧式妇女，面对丈夫的冷暴力、婆婆的恶毒建议，大概率早就麻木了。她们会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中沦为生育机器，在深宅大院里熬干眼泪过完一生。但董竹君不同，她在日本系统地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她骨子里有着底层人民摸爬滚打淬炼出的坚韧和独立人格。
婆婆那句“掐死女婴”的恶毒咒语，非但没有击垮她，反而像一把尖刀，彻底划破了封建礼教的温情面纱，逼着她谋求出路。她暗暗发誓，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们重蹈覆辙，绝不能让她们在这阴暗的宅院里任人践踏，更不能让她们长成不识字、只能依附男人的旧社会玩物。
1929年，经过长期的痛苦挣扎和深思熟虑，董竹君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石破天惊的决定。她果断提出分居，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净身出户，决绝地离开了四川，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她已经生下了一个唯一的儿子夏大明。因为夏家极其看重男丁，绝不肯放行，董竹君只能忍痛将年仅3岁的儿子暂时留下。这段骨肉分离，恰恰将封建家庭视女孩如草芥、视男孩如命根的畸形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夏之时当时气急败坏。他觉得一个带着四个拖油瓶的女人，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根本活不下去。他甚至指着董竹君的鼻子放狠话嘲笑，要是她能在上海滩站住脚，自己就用手板心煎鱼给她吃。
在上海的最初几年，日子确实苦得掉渣。没有了督军夫人的光环，没有了经济来源，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四处碰壁。她尝试做生意接连赔本，最难的时候甚至要靠典当仅有的一点首饰度日。大环境动荡不安，她还因为参与进步活动被抓进过大牢。但无论生活多艰难，她始终死死咬住一条底线：哪怕砸锅卖铁，也必须让四个女儿读书受教育。
这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瘦弱的肩膀，硬生生在乱世中为女儿们撑起了一片天。她开办纱管厂，创办《上海妇女》杂志，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最终，靠着过人的胆识、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广阔的人脉，她创办了名震上海滩的锦江川菜馆，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锦江饭店的前身。卓别林等国际名流都曾是她的座上宾。
当年那些被生父和奶奶视为“赔钱货”、差点被婆婆一句话掐死的女婴们，在母亲的悉心培养下，全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们没有沦为大宅门里的牺牲品，全都成为了有知识、有文化、能自食其力的现代女性。大女儿后来更是在音乐领域颇有建树，成为了受人尊敬的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