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理解导演为了标新而立异，试图塑造出“活人感”，但问题是，当时红军中的小战士怕是不太会有这种干呕的余裕，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从国民党的屠刀、子弹里滚过来的....

例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我一页又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形诸笔墨，而且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怀疑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党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
在第五次围剿中，像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碉堡，逐步深入红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 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阒无人烟的荒地，如果后来红军再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毁灭。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她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赤党杀害人家的孤儿”卖掉。我记得在1934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教士纷纷议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经发现，严惩不贷。

“到1933年12月，”徐海东说，“ 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00里，南北300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儿、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
“我们在1933年11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就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 。但是谁有抗议，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了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