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雪麟：我和足球，是缘分，也是福分。

那年月饭都吃不饱，哪有精神踢球，我们的球队就算走到谷底了。经过两年恢复，某届全运会，决战对阵上海队，我们先失球。我心里有底，示意队员：“别急，有机会。”这时，我的“双边锋”战术越打越顺，两名球员从边路突破，“右边不活左边活”。终于边锋传中，包抄球员破门，扳平比分，加时赛再入一球，全场掌声雷动。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市长李耕涛现场观看比赛与训练，十分欣喜。站在球门后观战许久的天津市市长李耕涛，也忍不住大声喝彩。

这一年，恰逢亚洲新兴力量足球锦标赛。谁代表中国队赴朝鲜参赛？体委最终决定从国内四强——北京队、国家队、天津队、八一队中选拔，邓小平与贺老总亲自到场观赛。据传贺老总曾问邓小平：“谁去？”小平同志说：“天津吧。”于是天津队代表中国参赛，我们夺得亚洲新兴力量足球锦标赛亚军。

若说某一年是事业高峰，另一年便是低谷。这段故事，我稍后再讲。

我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成立技术小组，前锋、前卫、后卫各抽调一人，这个小组就是教练组。遇到问题，尤其是疑难问题，我总会先在小组内研究，再将意见传达至全队；阵容安排也大多经过小组讨论后确定，最终由我拍板。此外，我每天夜里十一二点才休息，星期天也全部投入工作。虽然忙碌疲惫，内心却十分畅快，一分辛苦一分才。第二年，我们的努力迎来收获，包揽全国甲级联赛和锦标赛两项冠军。

这一年，我还有两件喜事：一是结婚，二是入党。入党时，想起十年前参军入团，如今竟担任主教练，我倍感荣幸。原来，大家早已向领导举荐我，体工队领导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干，我们支持你！”

天津是我成长与起步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我奋斗了十五年，培养出二十五名运动健将，向国家队输送李学俊、孙霞丰、崔光里、沈福儒、宋恩牧、张业福等八名国脚，也和天津体委、体工队的领导结下深厚情谊。天津人民认可我的付出，我连续三年当选市政协委员。那一刻，我更明白教练员的责任与价值，愿意为此付出更多心血。

然而，某一年夏天，一场空前的灾难突如其来，体育界也未能幸免，我们的事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教练员也受到批判。在这场浩劫中，我所受的委屈，和无数蒙冤的人、含恨离世的贺老总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某一年，经军管会批准，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市体委工作，结束了婚后十多年的两地分居。临行前，原本在天津体委和体工队的领导还受着委屈，为我离开天津感到惋惜。刚到北京时，有人劝我：“别去北京队，那里教练多，关系复杂。”我想，只要尊重他人、谦虚谨慎，就没有相处不好的道理。

我到先农坛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就任命我担任青年队主教练。我原本想先下基层锻炼，不带球队，但组织的决定，我坚决服从。这支青年队，第二年就拿到了全国第三名。某一年，我接任北京一队主教练。

如今的我，依旧闲不下来，四处奔波，仿佛不奔走、不感受赛场的气息，就会浑身不自在。但我从未消极颓废，即便经历过诸多不如意，也始终保持着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