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中国启动“双引工程”伸出援手。但让接待人员意外的是，这些乌克兰顶尖科学家来华后最迫切的不是高薪住房，而是掏出泛黄党证，问能否恢复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有人次日就参加支部会。这群信仰至上的老布尔什维克最终在中国找到归属，倾囊相授毕生学识，有人甚至把骨灰撒在中国。当理想跨越国界，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至今仍让人心颤……

1991年苏联解体，庞大的加盟共和国体系轰然瓦解，乌克兰继承了完整的军工产业体系，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巴顿焊接研究所、哈尔科夫航空设计局、曙光机械设计局等顶尖科研机构尽数归属乌克兰，坐拥航母、航空发动机、大型燃气轮机等核心军工研发与制造能力。
 
但独立后的乌克兰经济快速崩盘，社会治理持续失序。
 
1994年乌克兰GDP大幅萎缩，国家财政无力支撑科研投入，军工经费断崖式削减，数千家军工配套企业停工停产，大量研发项目直接叫停。
 
深耕行业数十年的科研人员失去稳定岗位，月收入仅数十美元，不足以支付取暖、食品等基础生活开支。
 
不少专家被迫搁置毕生研究，上街摆摊补贴家用，大量成熟实验数据、工程图纸面临流失风险。
 
同时乌克兰推行激进的去苏化政策，原苏联时期建立的科研协作体系被强行拆分，习惯集体攻关、协同研发的科研工作者失去熟悉的工作环境，精神与事业双重陷入困顿。
 
彼时全球多国纷纷前往乌克兰招揽军工人才，各国诉求功利且单一。
 
美国相关机构深入各大船厂、科研院所，重点搜集苏联军工图纸、拉拢资深技工，核心目标是彻底瓦解苏式军工技术链条，消除潜在技术竞争对手；
 
韩国依靠高薪吸引技术人才，只看重专家手头现成技术资料，只追求短期技术变现。
 
这些国家仅将科研人员视作工具，不搭建长期研发平台，更不在意科研人员的事业理想与精神诉求。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对外军工人才专项引进合作项目，面向独联体国家招揽流失军工专家。
 
中方提前制定完备安置方案，合理规划薪资报酬、配套住房、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生活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专家后顾之忧。
 
起初工作人员以为，物质生活保障是专家最看重的条件，实际接触后才发现，绝大多数来华专家最迫切的诉求，是拥有能持续开展研究的稳定科研平台。
 
不少乌克兰老专家成长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认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研模式，对中方统筹规划、集体协作的研发环境抱有强烈认同感。
 
但中外政党体系、组织制度存在本质区别，不存在“恢复苏共党员身份、发放特殊党费证、列席基层党组织生活”相关安排，该情节为网络不实杜撰。
 
中方尊重专家过往的成长背景与价值理念，日常会组织行业技术研讨、国际形势交流、红色工业发展史座谈等开放式学习活动，为专家提供契合其理念的交流氛围，满足他们精神层面的归属感。
 
与他国单纯攫取技术的模式不同，我国引进乌克兰专家走长期共生、自主创新结合的路线。
 
中方没有把专家当作短期临时技术顾问，而是开放核心研发项目，赋予专家带队攻关、主导细分课题的权限，让搁置多年技术理想的科研工作者重新拥有施展才华的空间。
 
外界常简单将中乌人才合作定义为“花钱购买外国技术”，这种认知十分片面。
 
双方合作本质是经验互通、双向赋能，所有技术落地始终以国内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为核心根基。
 
这段跨国引才历程，也为当下各地人才竞争提供清晰启示。
 
优厚薪资、住房补贴、生活福利只能作为吸引人才的基础条件，绝非留住顶尖人才的核心。
 
高端科研从业者的追求从不止于物质回报，他们更看重事业能否持续推进、专业价值能否得到尊重、自身能否融入长期稳定的事业共同体。
 
当年远赴中国的乌克兰老专家，放弃多国开出的高薪邀约，选择扎根国内科研一线，核心原因正是这里有完整可持续的研发平台、平等真诚的人文尊重，以及契合他们科研理想的集体协作环境。
 
反观只看重短期技术成果、忽视人才长期发展的引进模式，最终大多难以留住核心专家，更无法沉淀可持续的技术体系与人才队伍。
 
时至今日，当年中乌军工人才合作沉淀下的经验依旧具备现实意义：人才竞争比拼的从来不是物质福利的简单堆砌，而是能否搭建长久事业平台、给予专业认可、构建共同发展的价值体系。
信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