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吃完午餐后，自感头昏，便想出去透透空气，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头晕脑胀，顿觉浑身无力，紧接着，一头摔在地上，失去意识。

警卫员听见响声冲进来。他没敢挪动地上的身体。他俯身查看头部有没有磕碰伤口，指尖搭上手腕，脉搏还在跳动，只是跳得很弱。

警卫员转头吩咐叫人通知赵瑛，立刻打电话喊救护车。赵瑛赶到时，李克农还倒在门槛边。

他脸色惨白，气息极轻，嘴唇动了动，没吐出一个字。赵瑛蹲下来握住他的手。她没敢出声，反复叫他的名字。

急救人员一进门，粗略检查后脸色就沉下去。大夫说这是摔倒引发颅内出血，必须马上送医院开刀，时间越快越好。

消息很快报到中央。周恩来当天调集国内脑外科专家赶去医院。

他给医护人员下达死命令，全力抢救，不惜代价。手术室的灯亮了一整夜。

李克农躺在台上昏迷不醒。医生轮班守在旁边，死死盯着监护仪器上的心跳和呼吸数据。

走廊里，赵瑛坐在长椅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手里那块手帕揉成一团。

这一场要命的脑出血不是偶然发作。李克农的身体早在十年前就遭遇过重创。

1947年秋天，他在西安经营多年的北方情报网全线坍塌。

保密局抓获北平地下电台负责人并撬开口供，随后顺藤摸瓜，西安、保定、沈阳、兰州几处据点全部暴露。

敌人抓走四十四名情报人员，牵连一百二十三人。这其中有五人后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

噩耗一份一份送到延安。

李克农熬红了眼，嗓子哑到发不出完整的音节。身边工作人员端来热水，轻声劝他先睡一觉。

李克农把水杯重重磕在桌上，溅出半杯水，连连摆手。

他哑着嗓子说：“网铺得太大，单线变成多线，出了事就是全盘皆输，我哪还有脸睡觉。”他拉过椅子坐下，拿笔给中央写检讨。

他一条条复盘整个情报网的漏洞，一直写到后半夜。

他在报告里直言失误，主动向毛泽东和中央请求处分自己。这场大病最终扛了过去，他本人的气喘和血压问题却从此扎下深根。

旧病没好利索，四年后的另一次极限透支又压了上来。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拉开帷幕，后来转到板门店。李克农顶着特派代表的名头，在幕后给中方代表团当主心骨。

白天要应对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

晚上回到驻地，他还要连夜翻看前方送来的情报，拍板定夺第二天的对策。桌角常年放着药片，茶水凉透了也没人顾得上喝。

有一回接连熬了三天三夜，李克农突然手捂胸口，脸色煞白。冷汗瞬间把贴身的衬衫全打湿了。

随行医生赶紧拿出仪器测量。

血压的高压直接飙破两百，心脏早搏极其严重。医生当场要求他卧床休息，连声音都急变了调。

大夫警告他，再这么拼下去人当场就会垮掉。

李克农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盯着桌上的文件，摇了摇头。他对医生说：“先等我看完这份电报。”

等到整个停战谈判结束，随行人员是用担架把李克农抬上火车的。

回到北京后，他落下严重的心脏病和哮喘。

夜里睡觉时，他必须在身下垫三个枕头，垫高上半身才不至于憋气。

1957年深秋门槛前的那次倒地，把这些年积压的亏空彻底引爆。

经过近两个月的抢救，李克农总算睁开眼睛。人瘦脱了相，脑软化已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他的记忆力断崖式下降，说话时常卡壳，想不起该用哪个词。

手脚不再利索，提笔写字时手腕不受控制地发抖。刚能勉强下床走动，他就向组织打报告要求继续工作。

秘书看不过去，劝他在家好好调养，说手头的事情会有人接替。

李克农摇头回绝，指着抽屉里的材料说：“隐蔽战线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解决。

早年牺牲的那些人，家属抚恤一直没落实，这些事一天也等不得。”旁人再怎么劝，他也不愿多讲，隔三差五就往办公室走。

他就坐在那张旧书桌前，一页一页翻找核对泛黄的旧档案。

1961年，相伴多年的赵瑛因病去世。李克农的精神支柱塌了一半，气喘发作得越来越频密，夜里常常整宿无法入睡。

即便如此，第二年初他依然拖着病体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连日开会审看材料，他的身体在会后彻底耗尽了最后一点底子。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病逝。

他办公桌上最后处理完的一份材料，是给当年在雨花台牺牲的地下情报人员家属核定的抚恤补助名单。

文章来源：《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