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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5岁的费孝通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攥着女儿的手,留了句话:“我走了以后

2005年,95岁的费孝通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攥着女儿的手,留了句话:“我走了以后,别把我全葬在你妈身边……”那份没说完的意思里,藏着一个学者对土地与人的牵挂,比夫妻长眠的传统,多了层别样的安排。

乍一听这话,搁谁都得愣一下。中国人讲究“生同衾,死同穴”,两口子过了一辈子,死后合葬在一起,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费孝通和第二任妻子孟吟风风雨雨过了五十五年,从抗战到建国,从被打成右派到重回学术舞台,孟吟一直守在他身边,操持家务、包容他常年下乡调研的奔波。到了百年之际,他反倒不让子女把自己全葬在她旁边,这算怎么回事?

要弄明白这句话,得往回翻七十多年。

1935年,费孝通二十五岁,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娶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门师妹王同惠。两个人志趣相投,都想着走进最偏远的乡村,去记录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新婚才四天,他们就踏上了去广西大瑶山的路。那时候的瑶山可不是什么旅游胜地,山路陡峭、瘴气弥漫,走进去是要命的。

悲剧来得猝不及防。夫妻二人在山里迷了路,费孝通误踩了瑶族猎户设的捕兽陷阱,被石头和木头压在下面,腿和腰都受了重伤。王同惠把他扶到一边坐下,说了句“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天会保佑你的,我出去找人”。一个女人,深更半夜,在荒山野林里摸黑找路,她再也没有回来。

费孝通被瑶民救下的时候,王同惠的尸体已经在山涧里躺了七天。从结婚到妻子离世,一共一百零八天。

他当场就崩溃了,把随身带的药和消毒水一起吞下去,想跟着走。被救回来之后,他写信给老师吴文藻,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大概是妻子在天之灵还想留他一条命,去把没做完的事做完。于是他活了下来,忍着伤痛,根据王同惠生前搜集的资料,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

后来他娶了孟吟,有了孩子,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他先后二十六次回到家乡的江村做调查,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一辈子念叨的就是“志在富民”四个字。外人看来,这一生够圆满了,学术成就登峰造极,家庭也算安稳。

可那个二十四岁就死在瑶山里的姑娘,他从来没放下过。

所以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攥着女儿的手说出那句话,意思其实很明白,骨灰分成两份,一份留在孟吟身边,一份送到广西,和王同惠葬在一起。七十多年前没能陪她走完的路,死了以后要补上。

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方面觉得这人真够狠的,对陪了自己五十五年的老伴,临终留了这么个安排,孟吟要是地下有知,心里能好受吗?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份“狠”里头,藏着的恰恰是他最柔软的东西。一个做了一辈子田野调查的学者,见过那么多生离死别、人间疾苦,他心里最清楚,有些亏欠,是拿一辈子也还不清的。

费孝通晚年提出过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话说的是文化,说的也是人心。他不愿意把两段感情分出高下,也不愿意厚此薄彼,所以选了最难的一条路,两边都顾,两边都不辜负。这跟他做学问的劲儿一模一样,不回避矛盾,不逃避责任,硬着头皮去面对那些没法两全的事。

说到底,那份遗言里藏着的,不只是一个男人对亡妻的愧疚。那是一个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土地和人的学者,在生命的终点线上,对自己做的一个交代。他这辈子研究的是中国乡土社会里的人和人的关系,到了自己身上,他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去维系两段同样重要、却无法共存的关系。这不就是他一生都在追问的那个问题吗,人跟人之间,到底该怎么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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