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养他们，我们就离！”

男人浑身木屑，刚下工回来，手还抖着。

屋里多了五个孩子。

九岁的女孩攥着衣角，指节发白。更小的几个缩成团，躲在冯亚萍身后。她怀里抱着最小的，尚在襁褓，拿下巴蹭了蹭婴儿的额头。

几天前，大伯修拖拉机，一声闷响，倒在了田埂上。

葬礼第二天，孩子的亲妈收拾了个小包，走了。

五个孩子，扔在土坯房里。冯亚萍冲进去时，九岁的侄女抱着奶娃，笨拙地晃；几个小的蜷在墙角，眼神空的像枯井。

她自己有两个女儿，丈夫做木工，她打零工，日子紧巴巴。

可她那会儿什么都没说，一手抱起一个，一手牵起一个：“走，跟婶儿回家。”

于是有了开头那句吼。

男人砸桌子：“我们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

冯亚萍没哭没吼，等他说完，把孩子们拢到身后，只说了一句：“就是跪着要饭，我们两大七小，也得死一块儿。一个都不能少。”

男人看着她，又看看门缝里探头的七个脑袋，一拳砸在腿上，半天，泄了气。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冯亚萍把家里唯一的那只搪瓷缸——大伯生前留下的，磕掉了好几块漆——洗干净，放在灶台最显眼的地方。

孩子们认得出这个缸。以前大伯用它给最小的喂水，缸沿上还有牙印。

冯亚萍说：“这是你们爸的东西。以后，缸在，家就在。”

每天天不亮，她就下地。做饭，冲奶，洗九个人的衣服——搓得指关节通红，像煮熟的虾米。没活干就去捡废品，铁皮子哐当响，那是学费，是饭钱。

男人放下了心爱的木工，去工地搬砖，下水道清淤。一身泥一身汗回来，把一沓零钱拍在桌上，纸币卷着边，沾着水泥点子。

冬天，被子不够。

一张大通铺，七个孩子背靠背挤着睡，像一排小土豆，互相取暖。冯亚萍夜里总要起来好几次，一个个掖好被角。

最难的不是穷，是一碗水怎么端平。

难得吃顿肉，冯亚萍拿着勺子，一块、两块，分到每个碗里。她亲生的女儿碗里，也绝没有第三块。训这个，也要训那个；疼这个，也要抱那个。

村里人来看热闹，指着满院子跑的孩子，愣是分不清哪两个是她亲生的。

墙上的奖状，一张叠一张，从墙角快爬上房梁。孩子们画的全家福，她和丈夫在中间，七个娃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着他们。

有一回，最小的侄女发烧，烧到四十度。冯亚萍背着她，走了十里山路去镇上的卫生院。回来时天都黑了，鞋底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

孩子们凑上来，小声地，试探地，想管她叫“妈”。

她摇头，摸着他们的头说：“我就是婶儿。”

她没想当什么圣人，只是在所有人都选择放弃时，做了那个唯一不肯松手的人。

搪瓷缸一直放在灶台上，孩子们每天早晨用它喝水。缸沿的牙印还在，磕掉的漆也没补。冯亚萍说，留着，是个念想。

后来，最小的孩子上了小学，在作文里写：“我有两个妈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灶台边。灶台边的妈妈，用一只破缸，撑起了我们七个人的天。”

老师把作文念给全班听，念到一半，嗓子哑了。

如今，孩子们有的上了初中，有的去了县城，冯亚萍和丈夫还住在那个老院子里。搪瓷缸还在灶台上，每天擦得锃亮。

有人问冯亚萍，后悔吗？

她没说话，只是把搪瓷缸里的水，挨个倒给围过来的孩子们喝。

——那只磕掉漆的搪瓷缸，还能撑起多少个孩子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