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年，单位对口扶贫，去贵州某地要支教半年。

那地方山多，路窄，雾大。我刚到村小报到那几天，总见一个瘦小的丫头背着个打补丁的布书包来上课，书包带子断了，用麻绳系着。后来发现，那丫头叫阿莲，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三胞胎。我头回觉得不对劲——三个一模一样的娃，咋就一个来上学？

放学那天我跟在她后头，想看看住哪儿。山路上全是碎石，她走得比我还快，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一处土坯房前。门没锁，她推门进去，屋里黑黢黢的，灶台上搁着一口铁锅，锅里的东西绿乎乎的，凑近了看，是刚拔的野草。墙角铺着一张竹席，上头躺着一个身形，盖着条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旧毯子。阿莲说，奶奶睡了七天了。

我蹲在门槛上喘了半天气，指尖攥得笔记本都皱了。去村支书家借电话，打给我老婆，话刚说一半，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老婆在电话那头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说：“你先把老人安顿了，我明儿请假过来。”

村支书喊了俩汉子，在屋子后头的坡地上挖了个坑。我翻遍身上所有口袋，凑了四百块钱，买了口薄棺材。下葬那天，三个丫头站在坟前，没哭，也没说话，眼睛干巴巴的，像三截枯木头。最小的那个攥着一根野花，花蔫了，花瓣全掉在地上。

我把她们带回学校，在储物间搭了三张床板。那晚煮了一大锅挂面，卧了三个荷包蛋，三姐妹捧着碗，头快埋进碗里，呼噜呼噜吃完，连汤都没剩一滴。大姐阿莲吃完，把碗往桌上一搁，转身去外头井边刷碗。水声哗哗的，我站在门口看她瘦得凸出来的肩胛骨，突然想起我儿子刚满月那会儿，也是这么瘦，抱在怀里轻飘飘的。

支教那半年，我除了上课就是满山跑。跟着药农去后山采野天麻，晒干了卖给镇上的药材贩子，一斤能卖二十多块。我老婆把儿子的旧衣服寄过来，又托人带了两床厚棉絮。她来村里看我那天，背着一个大蛇皮袋，里头装着作业本、铅笔、橡皮，还有一包大白兔奶糖。三姐妹头回吃糖，含在嘴里不敢嚼，糖化了半天，嘴角才慢慢弯起来。

后来支教结束回了城，每学期开学前，我老婆都提前把学费打到村小账户上。她当小学老师，工资不高，但每个月都省出一百块，攒着给三姐妹买换季的衣服。有一回我儿子问他妈：“妈，你为啥总给三个姐姐买东西？”他妈说：“因为她们是你姐。”儿子想了想，把自己存钱罐里的钢镚倒出来，说：“那我也给姐姐们买。”

三姐妹高二那年，广东那边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带着一个信封。说她们爸妈当年打工的厂子着了火，两个人都没出来，厂子赔了三十多万补偿金，一直找不到家属，辗转几年才摸到村里。三姐妹拿到钱的当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商量好了，这钱一分不留，全捐给村小盖图书室。电话那头，大姐阿莲声音有点抖：“叔，我们想明白了，钱花完了就没了，但书能传下去。”

后来高考，三个人全报了师范。毕业那天，我收到她们寄来的照片，三姐妹穿着学士服，站在学校门口，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我看了半天，发现她们脖子上都挂着一模一样的银锁——那是当年我老婆去镇上赶集时买的，一人一个，十块钱一个。我老婆说，锁是保平安的。

去年清明节，我回了趟村子。村小盖了新楼，图书室的书架上摆着整整齐齐的课外书，墙上贴着三姐妹的照片。大姐阿莲在操场上带着孩子们做操，哨子吹得响亮，孩子们跑得满场都是灰。我站在围墙外头没进去，风从后山吹过来，松树沙沙响，跟当年一模一样。

我摸了摸兜里那把银锁——三姐妹毕业那年寄回来的，说这是她们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买的，让我和我老婆一人一把。锁上刻着两个字：“回家”。

只是不知道，那些在这间图书室里翻过书页的孩子，将来会不会也像她们一样，把这份暖意递到更远的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