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洪秀全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起码在对待石达开出走的问题上是这样的。
 
1856 年 9 月，深秋的天京夜空阴冷压抑，空气里弥漫着浓烈血腥味。惨烈的天京事变以东王府两万余人全部遇害落幕，北王韦昌辉的屠刀斩断了起义初期的兄弟情谊。
 
这场血洗过后，太平天国开国宿将凋零殆尽，天京陷入权力真空，朝野上下处处充斥猜忌与不安。
 
就在所有人都认定政权濒临崩塌时，二十六岁的翼王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成为支撑危局唯一的民心支柱。
 
这位青年统帅此前在九江打出决定性大胜，以诱敌包抄战术大破曾国藩湘军水师，逼得曾国藩困于船舱数次想要投江自尽，全靠身边亲兵拼死阻拦才保全性命。
 
经此一战，全军上下由衷信服石达开。李秀成在幕僚面前坦言：“寻常将帅比比皆是，但像翼王这般胸襟格局开阔之人，我此生仅见一人。”
 
彼时文武百官联名恳请石达开总揽朝政，民间街巷也流传着盼望翼王定国安邦的呼声，石达开的声望达到顶峰。
 
可端坐天王府的洪秀全，心中没有劫后余生的宽慰，眼底只剩挥之不去的猜忌。东王杨秀清独揽大权、逼封万岁的过往，他始终无法释怀。
 
在封建皇权逻辑里，一位全军倾心拥戴、军功卓著的重臣，从来不是稳固江山的依靠，而是潜在的权力威胁。
 
为此洪秀全出台一套制衡手段，加封毫无战功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让二人介入各衙门政务，处处牵制石达开。朝野所有人都清楚，这套人事安排针对的只有石达开一人。
 
石达开深知持续的监视与掣肘难以为继，当个人功业、威望已经威胁君主权威，抽身远走几乎是唯一出路。
 
1857 年 6 月，清冷的天京街头，石达开收拾简单行囊，遥望紫金山上飘扬的太平天国旗帜，最终出城远征，再也没有返回天京。
 
后世多认为石达开负气出走，加剧太平天国分裂、元气大伤，但客观梳理洪秀全后续人事布局，能看出他提前做好了权力替代的长远规划。石达开离京，客观上消解了洪秀全长期忌惮的权力隐患。
 
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借机全面改组中枢，逐步撤换原翼王派系执掌的关键岗位，亲自提拔一批新生代将领主持军政。一套无老臣尾大不掉之患的全新领导班子成型：擅长攻坚的陈玉成、稳重务实的李秀成进入核心决策层；刚到天京不久的洪仁玕，也被安放在政令统筹的关键位置。
 
这套全新班子爆发出极强战力，令清廷始料未及。
 
1858 年夏秋，陈玉成、李秀成两路联军出击，接连收复安庆、庐州多座城池，消息传到北京，咸丰帝惊得失手摔碎手中茶盏。
 
皇帝的质疑尚未等到答复，同年 9 月安徽乌衣、浦口之战打响，两位青年将帅联手奇袭，击溃清军江北大营主力，大批精锐遭到围歼。
 
同年 11 月三河镇大雾之中，太平军完成合围，全歼湘军六千精锐，湘军主将李续宾、曾国华阵亡。战报送到曾国藩案头，素来坚韧的他连日消沉、水米难进，这支湘军起家的精锐部队就此覆灭。
 
1859 至 1860 年，陈玉成、李秀成组合持续打出亮眼战绩，太平军重新掌控环太湖平原粮棉、漕运要道，江南物资补给恢复通畅，短暂扭转了天京事变后的衰败颓势。
 
就在东南战局回暖之际，远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石达开的远征之路走到末路。
 
1863 年盛夏，湍急冰冷的大渡河围困住石达开残部，前有河水阻隔，后有清军、土司兵合围，粮草断绝，能持械作战的亲兵所剩无几，妻儿环绕身旁痛哭。身陷毫无生路的绝境，石达开最终做出舍命保全剩余部众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