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状况，与日本1990年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是作为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在选择科级发展路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较大的失误和偏差，以及新崛起的国家对日本优势产业的竞争和挤压：
一是：第五代计算机项目的方向性错误（1982-1992）：日本试图跳过冯·诺依曼架构，直接研发基于Prolog逻辑编程和并行处理的“人工智能计算机”。错失了个人电脑（PC）普及与互联网萌芽的黄金窗口期，并间接导致日本在后续深度学习浪潮中人才断层。
二是：半导体产业的被动收缩（1980年代末）：日本曾凭借DRAM技术占据全球70%市场份额，日本企业随后从高利润的存储芯片转向利基市场，虽保住了制造优势，但失去了定义全球半导体标准的主导权，为后来在逻辑芯片领域的落后埋下伏笔。
三是，韩国、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的优势产业形成了巨大竞争和挤压，导致其产业空心化加剧。尤其是造船等影响重大的产业，导致日本在这些产业中逐渐衰落，并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2000年，日本全球第一大造船国的地位，被韩国夺走，2009年又被中国超越。1970年，日本造船业完工量占全球份额的50%，而到目前占比仅为16.3%。这两个失误，再加上产业空心化加剧的结果，导致日本经济在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竞争中，持续的跟不上发展步伐，并在后续30年中都难以恢复元气。
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我国并不是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发达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问题；其次我国也没有在科学技术发展路径上，出现过重大的误判和偏差；第三，也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不会，也不应出现“产业空心化”）；第四，也没有新崛起的国家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形成挑战，更谈不上对我国的优势产业形成挤压。所以，日本刺激经济的办法，对我国完全不适用。
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经经济技术产业升级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产业升级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具体地说，目前我国社会、经济、产业运行的整体效率，还达不到“中等发达国家”所必须达到的水准。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整体效率能够满足“社会经济技术产业升级转型”需要的可以全面推广的成功路径。
影响我国整体效率提高的，我认为有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是，农业农村效率奇低，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全国第七次（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还有7.9亿农村户籍人口，常住人口5.4亿，而耕地面积仅有18亿亩。这点土地，养活（承载）不了全部农村人口。虽然我国的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家每年都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补贴农村和农业，但农民无疑是全国收入最低的群体。更严重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抛开占全国半数人口，用剩下的一半人口去完成国家整体的工业化。
第二是，社会升级严重的滞后于经济技术产业升级，造成社会公平无法定义，共识撕裂，治理内耗增加，效率下降。实际上，我国在完成工业化腾飞阶段，进入经济技术产业升级以后，整体社会已经出现了质的发展和变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不但出现了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而且范围和领域，还出现了倍数级别的扩张。现有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法规、标准、社会监督、对不法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不能有效覆盖人们的全部行为和全部经济法律关系。而社会各主体之间的权力义务边界更有很多地方变得越来越模糊。目前是许多社会热点问题，多是由于这个原因所引发。如：“不是你撞的，你为啥要扶”；电动汽车售后服务问题，随车设施、功能“租赁问题”，宠物产业的弃养、放生问题、“零添加”商标问题等等。
第三是，国民收入差距过大，且有不断增加趋势。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普遍公认的数值是0.412，首次突破了0.40的国际警戒线。到了2022、2023、2024年，则增加到了0.46到0.47区间。最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非城镇户籍人口”群体稳定的低收入。
第四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不仅没有发挥抵消由于收入差距带来的贫富差距，反而拉大的贫富差距，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强化了防风险的储蓄意识。我国的财政，担负了太多的不应是财政的责任和义务，反而把国家财政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推向了社会。比如，财政本不应供养社会组织，包括但不限于“红十字会”、“作协”、“美协”、“足协”等，而从道义和法理出发，有责任和义务供养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环卫工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