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毕业季，曾经指导的第一届、第二届硕士，各有一位博士毕业了，分别看了他们的博论，一位研究兵家，一位研究公羊徐疏。我少年时代读书受了很强烈的学科方法论影响，也就是一直接受着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训练，服膺于乾嘉直至近代史学的学术倾向，认为发现并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才是研究历史的真目标。后来十分欣赏全谢山的撰述史学，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撰述与考据同样重要。近年来读书，总是浮现《经解》所谓「疏通知远而不诬」的说法，历史学还是要能依据已知事与物，给予一种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解释框架，从而示以启迪。当然，这太难了。许多学者，忙了一辈子，也没摸到这个边儿。现在的青年，生存的环境很艰难，惟愿他们将来在为人师的路上「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