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吗？如果抛开一切政治立场，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实事求是的说，司徒雷登先生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1876年，司徒雷登生于杭州，父母是来华传教士，他的童年扎根江南故土，满口杭州方言，与中国孩童相伴长大，十一岁返回美国时，甚至因不懂母语被同龄人排挤，彼时的他，早已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他在美国读完大学和神学院，拿了双学位。留在美国找份安稳工作不难，可28岁那年，他还是带着妻子回了杭州。他说，中国才是他的家。

一开始他跟着父亲传教，后来转去南京的神学院教书，一教就是十几年，在教育圈里口碑很好。1919年，教会计划把北京几所零散的教会学校合并成一所综合大学，几经考量，选中了司徒雷登出任校长。

那时候的底子，差得离谱。两间旧校舍，几十名学生，经费缺口很大，连个像样的校门都没有。司徒雷登没退缩。他给新学校定名燕京大学，说要办就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没钱，他就亲自赴美筹款。前后往返多次，逐一拜访财团和校友，争取捐赠，最终凑齐了建设资金。他聘请建筑师规划校园，选址海淀淑春园旧址，参照中国传统园林样式建造。现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博雅塔这些核心景观，都是当年他主持规划修建的。

办学上，他有自己的坚持。燕大不强制学生信教，不搞教派歧视。招老师只看学术水平，不问立场出身。陈寅恪、钱穆、顾颉刚这些知名学者，都曾在燕大任教。他常说，大学的核心是培养人才，不是发展信徒。

学生上街发起爱国游行，他不拦。当局到校抓捕进步学生，他提前通知学生转移，能保一个是一个。一二九运动那回，燕大学生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司徒雷登就站在校门口等学生回来。有人劝他别得罪当局，他说，学生的爱国行为，没什么错。

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多数高校选择南迁，司徒雷登凭着当时美国的中立国身份，硬撑着把学校办了下去，给沦陷区的学生留了一处能安心读书的地方。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当天就冲进燕大，把司徒雷登抓了起来，一关就是三年零八个月。

日军好几次找他谈合作，许诺给他优厚待遇，全被他顶了回去。关押那几年，他没低过头。日本投降后他才放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回学校，着手恢复上课。

那时候的司徒雷登，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分量很重。大家都觉得，这个长着洋面孔的杭州人，是真把中国当自己家。

转折在1946年。美国政府找他出任驻华大使，他答应了。他本来想着，自己懂中国，能调停国共的冲突，让这个国家少受点战火。可他想错了。美国的既定对华政策，不会因为一个大使就改变。调停最终失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9年，他只能离开中国。

后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他在很长时间里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很多人只记得他美国大使的身份，忘了他把二十多年的心血，全砸在了中国的教育上。

晚年的司徒雷登，日子过得挺清贫。养老金不多，还要照顾生病的儿子。他常跟身边人念叨，想回杭州，想回燕园看看。可直到1962年去世，这个愿望都没实现。他留下遗嘱，想把骨灰葬回中国。

这一等，就是四十六年。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

其实评价司徒雷登，从来不该非黑即白。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执行本国的外交政策，这是他的公职职责。但作为在中国长大、把半辈子精力投进中国教育的人，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真的，做出的贡献也是没法否认的。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题。一个人身上，可以有立场的差异，也可以有跨越国界的善意。那些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事，不该因为后来的身份对立，就被一笔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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