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背叛】

（国会山报）美国刚刚迎来了250周年的大日子。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这个本应像一场辉煌的胜利巡游般的里程碑，却让人感觉更像是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拉斯维加斯周末后查看银行账户余额。当前的氛围与爱国主义相去甚远。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的美国人数量已降至过去25年来的最低点，而对于任何关注时事的人来说，原因显而易见。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曾像软垫墙壁一样，将集体幻觉牢牢封锁在其中。然而，那些日子似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目前，国会的公众支持率徘徊在“头虱”和“二手车销售员”之间。法律不再是为了帮助公民而起草，而是由金主们为金主们撰写，裹挟着如此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其作用宛如恶意软件代码，其设计初衷正是为了将后门和企业漏洞隐瞒于公众视线之外。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曾被吹捧为国家的公正裁判——已抛弃了最后一点中立的假象。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对其持负面看法，而法院自身也做了许多让这种怀疑有理可依的事情。它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内部的法律部门，为了迎合那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而重写规则。

当世俗的殿堂崩塌时，人们过去会转向真正的教堂。但那些地方也大多空无一人。长椅上的信徒日渐稀少。当地教堂更可能被改造成时髦的手工市集或豪华夜总会，而非举办周日礼拜。随着传统信仰的退却，它也带走了旧有的社会安全网——社区纽带、家庭网络以及基本的邻里善意。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人面临的租金飞涨、工资停滞以及深刻的生存性孤独。

政治领导层也未能真正激发希望。多年来，白宫看起来与其说是自由世界的驾驶舱，不如说更像一家高风险的养老院。我们目睹乔·拜登总统在任期内漫无目的地游荡，仿佛一个忘了自己为何走进厨房的人，所展现的威严权威，就像一支正在融化的冰淇淋甜筒。随后，特朗普总统又大步回归，上演了一出许多人从未期待的续集，他将椭圆形办公室当作家族企业来经营，并通过全大写字母的怒吼来治理国家。

特朗普曾承诺让美国远离新的战争，却最终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国家拖入又一场代价高昂的中东冲突。观众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飞行员”花在争夺操纵杆上的时间，比实际驾驶飞机的时间还要多。

不出所料，这摧毁了人们对民主制度本身残存的任何信心。就在不久前，落选的候选人还会发表一篇庄重而略显沉重的败选演说，舔舐伤口，然后四年后再试一次。这种绅士协议已不复存在。如今，输掉选举被视为“深层政府”阴谋的确凿证据，而获胜则被奉为镇压反对派的授权。美国的选举如今与其说是民主的权力交接，不如说是被武器化的监护权之争。

加剧这种集体心理崩溃的推手是科技行业——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愤怒比细微差别更能驱动用户参与。算法并不希望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利于利润率。相反，公民们全都被困在量身定制的数字回声室中，这些回声室旨在证实他们最深的恐惧。

保守派望向窗外，看到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藏在树篱后面；进步派望向窗外，则看到法西斯分子正在操作割草机。在这场晚期资本主义的典范课中，公民们正自愿为针对自身理智发动的算法战争买单，从而使那些从集体痛苦中牟利的科技垄断集团愈发富庶。

更糟糕的是，人工智能即将加入这场“对话”，承诺要为本已完全脱离现实的媒体格局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很快，争论的范围将从公共政策扩展到“天空究竟是蓝色的，还是仅仅是反对派制造的深度伪造”。

悲剧在于，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是品行端正的人，他们只想付清账单、喝杯啤酒，然后过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却被困在了一个失灵的模拟世界中——这个世界正是为了放大他们最糟糕的冲动而精心设计的。美国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缺乏正直的公民，不如说是本应为他们服务的制度出现了结构性崩溃。数百万民众认为没有理由庆祝建国250周年。若将此视为不爱国，那就完全偏离了重点。这不过是穷困潦倒、心力交瘁的民众所表现出的终极疲惫——当他们直视着心电图显示心跳已停的监护仪时，却仍被反复告知“病人很健康”。美式民主

——作者约翰·麦克·格利昂是一位作家兼研究员，致力于探索文化、社会以及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