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寒冬我收留讨饭母女，女儿说饿了喊我爹。

那年我28岁，在陕西宝沟村当民办教师。爹娘走得早，土坯房里就我一个光棍。腊月二十三，我揣着公社发的五斤粮票往家赶，看见村头土墙根下蹲着两个人。

走近才看清，女人三十出头，怀里搂着个四五岁的丫头。两人脸上冻得皴裂，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丫头攥着半块硬邦邦的玉米饼子，啃一口，牙印子都留在上面。

我蹲下问：“从哪来？”

女人抬头，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河南周口，淹了地，男人没了。”

丫头突然伸手拽我袖口，指甲盖劈了一半，渗着血丝：“叔，您家有热汤吗？”

我鼻子一酸，把她俩领回了屋。

灶台里剩的炭火还没灭净，我捅开火，煮了锅红薯干。丫头捧着碗，烫得直吸溜嘴也不肯放下。女人从怀里掏出一块老式梅花手表，表盘碎了，指针停在十点十分。

“他爹留下的，泡了水，不走了。”她把表往我手里塞，“您收着，算饭钱。”

我推回去：“表留着给孩子，说不定哪天能修好。”

女人没再吭声，把表塞回贴身口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男人上工前留给她的唯一物件。

丫头叫小梅。头几天怕生，缩在墙角不说话。第三天傍晚，我批改作业，她突然端着一碗热水过来，奶声奶气地说：“叔，喝水。”

水洒了一半，烫得她手背通红。我接过碗，拿了块麦芽糖给她。她含在嘴里，含含糊糊喊了句：“叔，甜。”

从那以后，小梅开始跟着我。我去上课，她蹲在教室门口拿树枝写字。女人去地里拾柴火，捡回来一捆干树枝，码得整整齐齐。有邻居问我：“老刘，哪来的亲戚？”我含糊应了句：“远房表姐。”

开春后，村里分自留地。我下课后扛着锄头去翻土，女人带着小梅送饭。她蒸的窝头里掺了野菜，捏得紧实，咬一口能尝出碱面的苦味。小梅在旁边掐野花，编了个草环扣在我头上。

有天公社干部老赵来家访，看见院子里晾着女人洗的衣裳，皱了眉：“刘老师，你这情况可得注意影响。要不把户口办了，要不把人送走。”

我闷头抽了半宿旱烟。第二天一早，揣着攒了三个月的工资，去供销社扯了块蓝布，又打了二斤散酒。请了村里几个长辈作证，在土坯房里摆了桌饭。

没有红盖头，没有唢呐。女人换了件干净衣裳，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小梅坐在门槛上，歪着头看我们。

那天晚上，女人把那块梅花表放在桌上：“表修不好了，但能当个念想。你要不嫌弃，就留着。”

我把表放进抽屉，和备课本搁在一起。

日子就这么过着。小梅七岁那年，我让她跟着一年级旁听。她脑袋灵光，算术题比二年级的学生还快。有次考试，她得了满分，放学跑回来，把卷子举得老高：“爹，你看！”

我愣了一下——她头一回喊我爹。

女人在灶台边炒菜，铲子顿了一下，没回头。

小梅喊顺了嘴，后来天天“爹”长“爹”短。村里人听多了，也不觉着怪。有回赶集，卖油条的婶子逗她：“小梅，你爹是谁？”她指着我说：“就这个。”

1992年，小梅考上县一中。开学前一天，女人把梅花表塞进她包袱：“你爹留下的，带着，想家了看看。”

小梅去了县城，每两周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带一摞书，坐在煤油灯下看到半夜。女人心疼油钱，嘴上不说，偷偷给她多添两根灯芯。

再后来，小梅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走那天，全村人到村口送。她上了拖拉机，回头冲我喊：“爹，等我挣钱了，给您买块新表。”

我没说话，转过身去，鞋尖蹭了三回地砖。

如今小梅在省城安了家，总打电话让我们去住。我和女人还是住在土坯房里。那块梅花表还躺在抽屉里，表盘上的裂纹像蛛网，指针永远停在十点十分。

有时候傍晚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把院子染成橘红色，我会想——如果那年冬天我没停下脚步，如果我没看见那半块玉米饼子上的牙印，如果小梅没拽我那一下袖口——

现在的日子，又会是啥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