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者狂热，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以翻译为例，我国自古译经、译域外小说的传统，一贯讲求随文本色。鲁迅、瞿秋白等本土翻译先驱早就明确批判为求雅而失真的译法：底层人物粗口、市井直白话语、尖锐写实文字，一旦刻意雅化，人物失真、批判力度消解，直接违背翻译根本。

旧式严复之“雅”本是服务晚清士大夫阅读古文典籍的特殊需求，只适配少数高端论著，本就不能通用。拿这套单一审美套所有文本，硬把不雅原文转成文雅文字，是审美窄化造成的翻译弊病。

涉外文化研究也是一样的，例如冯桑，又例如徐桑，还例如刘买办，皆是此类。

而外交工作，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造成的伤害和风险更是巨大的。因为外交、涉外工作核心是平衡、务实、平等沟通，讲究求同存异——这里是有底线的，而非没有底线。当脱离了这些底线，平衡被打破，务实被虚名和错误政绩观扭曲，平等沟通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的文化很好，很开放，很包容，但是并不强势，加之人口基数巨大，所以产生的皈依者狂热群体，也是巨大的。

如果一项工作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那就是无法成功推进的——开展工作，不能以侵犯群众利益为基础。

群众不满意，面儿上和数据再好看，结果都是不好的。

毕竟，千夫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