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他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30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母亲坐在藤椅上，盯着院子里这个白了头发的老头子，手抖着，嘴唇也抖着，就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黄旭华站在那儿，也没说话。院子里静得很，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这一别，是从1958年那次进京出差开始算起的。

那年他32岁，家里人以为不过是出趟长差，谁也没往心里去。

其实在这之前，母子俩本来是团圆过一回的。

1956年年底，黄旭华借着到广州出差的机会，请了假回海丰老家看父母。

临走那天，母亲摸着他的头说："你从小离家在外求学，吃了不少苦。

那时候兵荒马乱，路都断了，见不着面也就算了。如今解放了，天下太平了，你要常回来看看。"黄旭华当场就应承下来了。

谁知道两年后，他被一纸调令派去了北京，从此杳无音讯。

家里人只当他还在外面搞什么研究，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任务是造中国自己的核潜艇。

从那天起，人就得隐姓埋名，家信都得掐头去尾地写，见了面也不能提工作的事。

父亲病重的时候，他没能回去。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这个三儿子。

村里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黄家出了个没良心的，连亲爹下葬都不回来磕个头。

1985年，二哥也病故了，他还是没能回去奔丧。老家那边，全家人都对他有意见。

事情到1987年才有了转机。上海一本杂志登了篇报告文学，叫《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文章里没提名字，可背景细节写得太准了。

90多岁的老母亲戴着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着看着就哭出了声。

她转头跟家里人说："老三干的是保家卫国的大事，往后谁都不许再怪他。"

这句话算是把黄旭华身上压了几十年的包袱卸掉了一大半，可母子俩还是没能见上面。

1988年初，核潜艇要做那种极限深度的下潜试验，风险有多大，谁心里都清楚。

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类似的试验里沉了底，一百多号人一个都没上来。

试验之前，厂里专门给参试的人拍了照，留个纪念，万一回不来，也算个念想。

有的年轻人写了家信，字里行间跟遗书没什么两样，宿舍里还有人半夜哼《血染的风采》。

黄旭华把这些看在眼里，找参试的人挨个谈话，说这次下去是要把数据完整带回来，不是去拿命换的。

谈完话，他自己做了个决定：这艘艇，他要跟着一起下去。

这样的先例，在世界核潜艇史上还没有过，别的国家的总设计师，谁也没敢这么干。

回家把这事跟妻子李世英说的时候，他心里是有愧的，毕竟这一去凶险难料。

李世英却没什么犹豫，只回了一句："你当然要下去，不然将来怎么带这支队伍？我支持你，你下去，没事的，我在家等你。"

潜艇一点点往深海里扎，压力越来越大，钢板被挤得发出刺耳的声响。

舱里的人手心全是汗，眼睛死死盯着仪表，黄旭华坐在那儿，神色很平静。

深潜队长尤庆文守在主循环系统的波纹管旁，一步都不敢挪。队里专门用录音机录下了舱内的声音和指令，一句不落。

后来技术人员就是靠这盘录音，一段一段找出艇体发生形变的具体位置，摸清了原因。

艇最终浮上来的那一刻，海面上响起了欢呼声。这套本事，中国自己算是彻底摸透了。

试验成功后，黄旭华总算得到了批准，可以顺路回一趟老家。这是他离家30年后，第一次正式踏进家门。

母亲什么都没多问，绝口不提这些年他到底在哪儿受的苦，也没提父亲和二哥去世时他都没能赶回来的事。

她只是拉着他的手，讲些小时候的旧事，哪条巷子摔过跤，哪年考试拿了第一。

临走的时候，母亲把一条自己织的围巾塞进他手里。

黄旭华离家时32岁，再见到母亲时，头发已经全白了。

文章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