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教授公然替731部队翻案？2020年3月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的一番言论，曾在全网掀起轩然大波。他声称731部队根本不存在，侵华日军拿华人做人体实验也没有实据，还摆出学术理性的架势，强调不能用民众情绪代替史料考证。

这套论调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荒谬本身，而是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用所谓的“客观理性”去稀释、消解日军侵华的血腥罪行。曹树基当年的核心逻辑十分刁钻：凡是只有口供、没有日方文书档案佐证的，都不能作数。言外之意，只要日军把档案销毁干净、没留下书面命令，这笔血债就不算数。这套说辞看着严谨专业，实则根本经不起史实推敲。

曹教授“唯文书档案论”的最大漏洞，在于刻意忽略侵略者撤退时销毁罪证的基本操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炸毁核心建筑“四方楼”，将实验设备、人体遗骸和档案文件就地掩埋。哈尔滨市社科院研究人员在遗址保护工程中发现了这些掩埋坑，清理出大量文物。如果“档案销毁等于没发生”，那731部队疯狂毁灭证据的行为，恰恰证明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行。

更关键的是，“没有文书档案”这个判断本身就不成立。2025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的苏联审讯731部队战犯的解密档案，涵盖1939年至1950年对部队成员的审讯记录、罪行调查报告和内部函电，涉及人员多达200余人。最终被送上伯力审判的12名战犯，在铁证面前供认不讳。

档案中最关键的是731部队生产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和训练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的完整审讯记录。川岛清明确供述了日军三次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暴行：1940年宁波鼠疫爆发后，石井四郎称“研究得到了应用”；1941年常德行动中，日军投掷携带鼠疫病菌的跳蚤；1942年浙赣铁路沿线撤退时投放鼠疫和霍乱病菌。这些不是“民众情绪”，而是日本将官级核心人物在法庭上的亲口供述。

还有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1947年首次审讯时他以“不了解”抵赖，只承认部队承担防疫给水职能。1949年3月部分承认研制细菌武器，但刻意隐瞒活人实验。直到同年12月伯力审判开庭，面对层层证据才最终供认领导731和100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实施活人实验。一个日军大将抵赖近三年后在法庭认罪，难道也是“民众情绪”逼出来的？

伯力审判判决书写明：被实验者由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名义送往731部队监狱，这些人都是被视为有反日活动嫌疑的中国爱国人士和苏联公民。吉林省档案馆记录的被“特别移送”受害者已达284人。2025年12月，该馆又新发现7名受害者信息——林喜云、李洪鹏、汪景桥、王福钓、朴昌允于1942年4至5月被移送；宋少奎和王玉祥分别被东宁宪兵队和“间岛”宪兵队抓捕。姓名、职业、抓捕单位、移送流程，均有档可查。

除了战犯供述和官方档案，731原队员的证言同样铁证如山。2026年2月，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段47分钟影像档案，由“高桥班”雇员佐藤秀男讲述。他详细披露了鼠疫细菌培养、动物解剖和人体实验细节。这段影像由日本学者西里扶甬子于2019年捐赠。

曹树基的言论不仅震动学界，更深深伤害了细菌战受害者后人。2020年3月，衢州受害者协会和展览馆发表公开信抗议。信中指出，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认定日本细菌战加害事实，东京高等法院予以维持，日本政府未上诉，最高法院裁决生效。日本司法已认定包括衢州在内的细菌战罪行，曹教授还在替谁“考证”？

日本国内同样有人揭露真相。作家森村诚一为写《恶魔的饱食》，采访31名原队员，该书在日本销量超300万册。2025年3月，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添拓在国会上展示731部队人体实验史料，敦促政府正视历史。日本议员拿史料要求承认罪行，中国教授却断言“不存在”，这一幕何其讽刺。

曹树基的“唯文书档案”逻辑还有一个致命问题：按此标准，人类大多数战争罪行都可被“证伪”。南京大屠杀日军焚尸灭迹，难道屠杀就不存在？纳粹炸毁毒气室，大屠杀就是“建构”？731部队炸毁基地、掩埋证据的行为，恰恰是罪行本身最有力的反向证明。2021年“七三一旧址保护成果展”展出罪证文物113件、图片554张、档案资料150件套；截至2022年底，罪证陈列馆已拥有近10万件馆藏。这些从地下挖出的实物、俄罗斯解密档案、日本原队员证言，共同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

历史学者可以有学术观点，但不能刻意无视海量证据。面对伯力审判判决书、川岛清和山田乙三的供述、吉林省档案馆284个受害者名单、哈尔滨遗址出土的物证，曹树基的选择性失明披着“学术”外衣，干的却是为侵略者翻案的活。理性与证据从未指向“731不存在”——恰恰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事实：731部队真实存在，人体实验真实发生，细菌战真实实施，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真实消逝在哈尔滨平房区那片罪恶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