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8日傍晚，北平南苑通往大红门的公路上，枪声像炒豆子一样炸开。一辆被炸毁的汽车歪在路边，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从车旁撑起，腿已经断了，却还在指挥身边的士兵向日军反击。

一个卫士哭喊着要背他走，他摆了摆手："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

说完又补了一句，声音已经很轻，"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话说完，他闭上了眼睛，时年三十九岁。他叫赵登禹，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

这场伏击不是撞上的，是等在那儿的。

那天上午，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声令下，南苑的部队开始往北平城里撤。

赵登禹带着一百三十二师，跟另一位将领佟麟阁分头走。

临出发前，参谋凑到他跟前，说公路太空旷，白天走容易被飞机盯上，不如绕小路。

赵登禹摆摆手："时间来不及，弟兄们等着突围，走公路。"

按理说，撤退这种事只有军中最上层的人才知道细节，日军照理算不准。

可部队前脚出发，宋哲元身边一个参谋后脚就抄起电话，把"已经登车出发"这句话捅给了日方联络人。

冀察政务处有个主管，也早跟日方眉来眼去，一样的消息又递了一份过去。

日军拿着这两条线索，提前在南苑通往大红门必经的公路两边埋下了兵，专等车队自己送上门。

车队一进伏击圈，炮弹就落了下来。路两边的高粱地被炸得东倒西歪，尘土混着硝烟糊了满脸。

赵登禹坐的车被炸翻，弹片削断了他的双腿。

卫兵冲过去想背他走，他一把推开："别管我，先把弟兄们带出去。"

枪声越来越密，他靠在车壳残骸上，还在喊反击的口令，直到把交代老母亲的那两句话说完。

至于是谁在电话里说的那句"已经登车出发"，他到死都没弄清楚。

他的遗体来不及运走，卫兵只能就地找了片高粱地，草草挖坑掩埋，连块木牌都没顾上立。

消息传到城南龙泉寺，方丈连夜带着四个僧人出了门。

几块被炮火犁过的高粱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天上没有月亮，几个人手里就一盏遮着布的灯笼。

"把灯捂严实点，让日本兵看见就全完了。"方丈压低声音说。走一段，停一段，摸到后半夜，才在一处土色发松的地方找着。

刨开一看，人已经在里头。

几个僧人用芦席把遗体卷了，抬回寺里，找了口普通棺木，拿大漆封死，棺材上不敢写名字。这一藏，就是八年。

日占期间，寺里的和尚谁都不提这口棺材的事。

香客进进出出，踩着他脚下的地砖走来走去，没人知道下面埋着一位师长。

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跟着家人来寺里祭拜，老方丈才敢开口。

他说，这些年夜里常听见有人在寺后头喊操练的口令，一声一声的，从没断过。

棺材重见天日那年，距离他咽气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这八年里，北平换了主人。

南苑那片高粱地早不是原来的模样，只有龙泉寺那口没写名字的棺材，一直没挪过地方。

抗战胜利后，遗体被公开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北平市市长签发了一道训令，把城里一条路改名叫"赵登禹路"。

跟他并肩牺牲的佟麟阁、后来在枣宜会战殉国的张自忠，各占了一条街。

1952年6月，冯玉祥夫人、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出面提议。

毛泽东主席随后签发了他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送到了赵家人手上。

至于当年那两个递消息的人，一个是宋哲元身边的参谋，一个是冀察政务处的主管。

后来的下场，各方史料里都有记载，这里不必细说。战争年代的账，从来不是当场就能算清的。

北平沦陷期间，龙泉寺的老方丈守着这口没有名字的棺材，一藏就是八年。

北平光复以后，这条路才第一次挂上了"赵登禹路"的牌子。

文章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官网《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解放军报《透视"汉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