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宁夏解放后，马鸿逵在乘机逃往台湾时，发现有两架国军野马式战斗机自后赶超而过，10余分钟后，又有两架超越而过，这就让在飞机上的马鸿逵忐忑不安，当即对身旁的马敦静说道：这是监视我们的飞机，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


马鸿逵在飞往台湾的飞机上，看见野马式战斗机从后面赶上来，真正刺痛他的，不是飞机本身，而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判断这些飞机到底是护送、跟随，还是监视。一个人在飞机上发慌，算不得大历史；一个经营宁夏十余年的地方实力派，一离开银川，立刻从“西北大员”变成被收枪、被盘查、被催促离开的危险包袱，这才是这段航程的分量。

马鸿逵的败局，早在起飞前已经写好。
宁夏过去靠他的个人权威维持，军政、财政、地方官员和家族关系纠缠在一处。平时看着严密，战时却有一个致命弱点：主帅一走，下面的人不知道该为谁死守，也不知道死守以后谁来负责。

私人化的统治最怕撤离，因为它没有一套能替代个人的秩序。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兰州战役总攻打响；二十六日，兰州解放，马步芳集团主力受到沉重打击。

兰州一破，宁夏不再是西北棋盘上的后方，而成了解放军北上的下一个口子。十九兵团向宁夏推进，固原、同心、中宁一线压力迅速压到马鸿逵身上。九月一日，马鸿逵离开银川飞往重庆，把宁夏军政交给次子马敦静。

他人到了重庆，还要宁夏部队顽抗；他想保住部队的谈判价值，又不肯把自己押在银川城里。对高级将领来说，这是命令；对普通士兵来说，就变成一句更刺耳的话：让别人留下来承受失败。

同在宁夏的马鸿宾父子走了另一条路。
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后来回忆，兰州解放后，十九兵团前锋到达固原三营镇，宁夏已形成被围之势；他顾虑马鸿逵势力尚在，也担心起义泄露后先受打击，所以起初只能“边走边看”。这不是简单的投降与顽抗之分，而是两个地方军人面对崩盘时的不同算盘。

到九月十七日、十八日，解放军代表同八十一军方面接触，提出十九日上午签字。
马惇靖承受的压力很具体：父亲不在身边，军队若散，老百姓要遭殃；若再拖，解放军开炮，部队、家属、地方社会都要被卷进去。

九月十九日十九时，八十一军代表同解放军代表在中宁签字，八十一军随后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军，十九兵团派政工人员三百余人下到师、团、营、连。

马鸿宾系统选择起义，至少保住了部队转圜和地方秩序；马鸿逵系统选择主帅先走，前线继续撑，结果宁夏兵团很快失去统一指挥。
九月十九日，马敦静也飞往重庆，金积、灵武一带的军队再谈抵抗，已经缺了主心骨。

宁夏最后不是靠一场城下决战收束的。
九月二十三日，马全良、卢忠良等二十八名宁夏军政高级人员同解放军代表签署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

随后银川局势混乱，溃散官兵鸣枪闹事，抢劫民宅、店铺和仓库。
十九兵团改变原定安排，先遣部队连夜渡过黄河进驻银川，控制城门、鼓楼、玉皇阁和机场。

九月二十六日，十九兵团领导机关随部队进驻银川，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马鸿逵的离开，不只是个人保命，还把宁夏的权力真空留给了士兵、商户、普通住户和接收城市的部队。

溃兵抢劫、机场控制、军管会成立，都是他失去地盘后留下的现实账单。

一个地方强人走了，城市不能跟着空掉，总要有人在雨夜、渡口和城门口把秩序接上。

到了重庆，马鸿逵已经尝到被边缘化的滋味。

蒋介石还要他去台湾，可那不再是请一个西北重臣入局，而是把一个失败责任人转移到更容易看管的地方。十月十三日，他从白市驿起飞，随行人员带枪要交出；广州转机时军用机优先；海峡天气不好，又改飞汕头。

飞机上的他，已经不能调兵，不能定航线，不能决定谁护送自己。

野马式战斗机从后面超过去时，他的忐忑有现实根由。
过去他在宁夏可以盘问别人，现在轮到他被制度和战局盘问。战斗机也许只是同行避险，也许只是空军调动，可马鸿逵已经没有安全感。

失去军队、地盘和中央信任后，任何靠近他的力量，都可能被他理解为监视。

到台湾后，清算很快变成明账。
国民党内部追究西北败局，马鸿逵、马步芳被推上弹劾风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党中央全会调整权力位置，一些下台高级将领被转入评议委员会；马鸿逵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不再是战时需要笼络的对象，而是退守台湾后必须处理的旧包袱。

他的后路也因此越来越窄。
马步芳早一步远走海外，马鸿逵则先以家眷治病为名离台赴港，后来转往美国。此后他住过旧金山，又迁洛杉矶，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死在那里。

一个曾经把宁夏省府、军队和家族权力拧成一团的人，最后离宁夏很远，离台湾权力中心也很远。

马鸿逵害怕被监视，是因为他已经从“监视宁夏的人”，变成了被失败监视的人。
他过去把权力做成私人堡垒，堡垒一塌，里面的人能带走金银、家眷和随员，却带不走军心、地盘和信任。

飞机飞过台湾海峡时，他听天由命；宁夏城门口，别人正在替他收拾命运留下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