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学家说：“一级释怀，不再发朋友圈诉苦。二级释怀，遇到烂人烂事不再争辩。三级释怀，被人误解时不再解释。四级释怀，接受老朋友渐行渐远。五级释怀，听到难听的话，一笑而过。六级释怀，不再对任何人抱有高期待。七级释怀，再难过也能按时吃饭睡觉。八级释怀，学会隐藏情绪，不动声色。九级释怀，能平静面对任何人的离开。十级释怀，明白除了生死，都是擦伤。”

民国年间，有个僧人，做到了第十级。他叫李叔同。后来人叫他弘一法师。

前半生，他是翩翩公子。写诗，作画，唱戏，演话剧。喝最烈的酒，交最红的名伶。跟许幻园、张小楼几人并称“天涯五友”。在上海滩，一提李公子，没人不知道。

他出身津门巨富。祖父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亲李世珍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继承家业。钱多到院子里能跑马。他娶了茶商之女俞氏，又跟名伶杨翠喜、诗妓李苹香都有过一段情。日子过得像戏文里唱的，春风得意马蹄疾。

可他有一样东西，不缺钱，不缺名，不缺女人。他缺一个答案：人活着，到底图什么？

1905年，他母亲病逝。他扶着灵柩回天津，依照家规，妾室不能从正门出殡。他跪在母亲灵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对族人说了一句：“我娘，从正门走。”族人拦他。他不争辩。不说话。他让母亲风光大葬了。那是他三级释怀的开始。

母亲走了以后，他突然觉得，上海的热闹，是别人的。他自己的心，空了。他把妻儿留在天津。独自去了日本。学美术，学音乐，学戏剧。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反串演《茶花女》，轰动东京。可演完了，卸了妆，他一个人回到公寓。空荡荡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你这是在忙什么？”

1911年，他回国。在杭州教书。教绘画，教音乐。学生里有丰子恺，有刘质平。他上课，永远穿一件灰色长袍。不笑。不说话。往讲台上一站，整个教室的空气就凝住了。学生们怕他，又敬他。他上课从不看教案，闭着眼讲，声音不大，像自言自语，可每句话都扎进人心里。学生们私下说，听李先生一堂课，比读十年书还管用。

有天他在西湖边散步，看见一位僧人经过。僧人的步伐很慢，很稳。他站在桥上看，看了很久。他追上去问：“法师，你在哪出家？”僧人指了指远处的虎跑寺。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法号弘一。

他给天津的妻子俞氏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放下她并非薄情，是他终于想通了一件事——世间万般，包括他们的夫妻情分，都不过是擦伤。俞氏收到信，没哭。她坐在院子里，从早上坐到天黑。然后回了一封信，只让他放心去，家里有她。那个曾经连妾室都不能走正门的家族，妻子替他扛了。

出家之后，他守了最严的戒律。过午不食。不沾荤腥。一件僧袍，打了两百多个补丁。旁人劝他换件新的。他说旧的还能穿。朋友寄来钱，他转手就送去赈灾。门生来拜，他闭门不见，说各人有各人的路，让他们自己走，别回头。

他放下了一切。可还是有一关没放下——旧人。

1927年，他在上海偶遇昔日的红颜知己李苹香。李苹香老了，穷了，在街头给人算命。她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喊他当年的昵称。他念了声佛号，轻轻抽出袖子，走了。走了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他站住了。肩膀微微抖了一下。然后抬手，抹了一把脸。继续走。没回头。那是九级释怀。能平静面对任何人的离开。哪怕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人。

真正考验他的，是1937年。日寇轰炸厦门。他正在南普陀寺讲经。弟子们劝他快走，日本人快打进来了。他说他不走。弟子们跪了一地，说他若不走，大家都不走。他叹了口气，答应了大家一起留下。他在墙上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对联。外面炮火连天，屋里他端坐诵经。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笑着反问，怕什么，炸死了正好往生。

1942年，福建泉州。弘一法师63岁。病了。高烧不退。弟子们找来最好的大夫。他摆手，不让治，说自己时间到了。弟子们哭着求他。他说释怀不是忘了，是不在意了。生死，也不过是擦伤。

他提前写好了遗嘱，把自己的所有财物分给寺里的僧人，干干净净，一分不留。又给老朋友夏丏尊去了一封信，信里提到自己将于九月初四离世，并附了两首偈子，大意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必执著于表象，他此去不知归处，但心中已是春满花开、月圆天心。他走的那天，没有痛苦。没有遗言。只是让人扶他坐起来，面朝西方，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头一低。走了。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法师这一生，做过公子，做过老师，做过和尚。他攥着金钥匙出生，最后两手空空地走。他把繁华放下了，把亲人放下了，把爱过的人放下了，把自己的命也放下了。
他从朋友圈里消失了。从不与人争辩。被人误解，不解释。旧友渐行渐远，不挽留。听到难听的话，一笑而过。对任何人不再抱有期待。再难过也能按时吃饭睡觉。平静地面对任何人的离开，包括自己的。他活到了第十级。

所以，真正的释怀，不是忍，是算了。不是不痛，是不在乎了。不是忘了，是不在意了。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事，过几年回头看，连伤疤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