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九十岁的张学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时，对着唐德刚的录音设备，骂过一句话："顾太太最坏，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
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一次对女性的公开恶评。他一生阅女无数，情人难计，却唯独对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咬牙切齿。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黄蕙兰晚年写就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这位"远东最美丽的珍珠"也对张学良夫妇投去了同样冰冷的审视。

两人交恶的导火索，据张学良自述，发生在1920年代中期的北京饭店。
当时顾维钧因政治原因逃亡在外，张学良以晚辈身份前往北京饭店拜访黄蕙兰，本意是打听顾维钧的消息。
然而这次拜访却成为双方关系的转折点。
张学良回忆："她就很随便。她比我大差不多那么一倍的岁数，我讨厌她透了。"他声称黄蕙兰对他有非分之想，"看见我，说我喜欢她。我说你别往你自己脸上贴金。"
黄蕙兰的年龄问题首先成为张学良攻击的焦点。他反复强调"她比我大差不多那么一倍多的岁数"，然而考诸史实，黄蕙兰生于1889年，张学良生于1901年，两人实际年龄差距仅十二岁。张学良之所以产生"大一倍"的认知，源于黄蕙兰在民国社交圈中著名的年龄隐瞒。据张学良爆料，他曾找到一张黄蕙兰的照片，背面标注的日期推算下来，"那她当时才两岁"，以此揭露黄蕙兰虚报年龄。
这种对年龄的执念，既反映了张学良对女性的刻薄，也暗示了黄蕙兰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维持社交资本的焦虑——作为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她需要以青春形象巩固"远东珍珠"的地位。

更具爆炸性的指控是张学良对黄蕙兰与“狗肉将军”张宗昌关系的爆料。
张学良称："顾少川的那个黄太太，看中了张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他甚至以朋友身份警告张宗昌："你不要乱来啊，她男朋友多的很啊。"并将此事定性为"公开的秘密"，声称"她丈夫当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了，她说各人干各人的。"
这一爆料的可疑之处在于，张学良同时承认张宗昌后来兵败被其收容，"给了张宗昌三万块"，而张宗昌赴山东赴死前，竟将妻女托付给顾维钧——这种荒诞的托付如果是真的，可见民国军阀之间公私不分的特殊伦理，有多么的不堪。
黄蕙兰在回忆录中对张宗昌评价极高，称其"好比一匹大猛兽也会喜欢一只小鸟，虽然他作恶多端，但是对我很好"，这种坦荡的欣赏态度，与张学良的猥琐暗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感官。

颇具意味的是，张学良对黄蕙兰的恶评甚至还延伸到牌品与人格上。
他声称黄蕙兰"爱和于凤至打麻将，还喜欢偷牌"，并总结"就这么一个人"。将"偷牌"与"勾引"并置，实质是将黄蕙兰塑造为一个在道德与规则上双重失信的女性——既在牌桌上作弊，也在情欲场上越界。
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发生在西安。据张学良口述，他与顾维钧在杨光泩家中打麻将，同桌还有严幼韵。黄蕙兰突然闯入，"拽着顾走，顾坐那儿就不走"，继而"指名骂杨××的太太，指名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最终"拿着茶水，给顾的头上哗哗哗地浇下去"。顾维钧"纹丝不动"，严幼韵"端坐不动"，而张学良"在那儿也不好意思"。
张学良更暗示杨光泩之女"已经三四岁了，那跟顾维钧长得一模一样的"，将私生女传闻与浇茶事件并置，构建了一个妻子捉奸、丈夫无耻、情人镇定的极其荒诞的三角关系。而黄蕙兰的暴力反应，在张学良的讲述中被刻意凸显为失态与粗鄙，与其外交夫人形象形成反差。

而黄蕙兰对张学良的反击，同样犀利。
在《没有不散的筵席》中，她讽刺张学良夫妇"都是瘾君子"，于凤至"常坐着自家的福特飞机去上海买麻醉剂"。
不仅如此，黄蕙兰还在回忆录中爆料，于凤至经常光顾夜店，称其“在交际场中周旋”，“放浪形骸”。
最后，黄蕙兰连张作霖也没有放过，指责其"对女性一点都不尊重"，这实质是对整个奉系军阀家族男性气质的否定。考虑到张学良毕生以"爱国者"和"西安事变英雄"自我定位，黄蕙兰对其父权家庭的解构，构成了对张学良身份认同的釜底抽薪。

从史料可信度审视，双方的指控均掺杂了显著的自我辩护成分。张学良将黄蕙兰的"恨"归因于被拒，却回避了自身作为顾维钧好友介入其婚姻纠纷的越界；黄蕙兰将婚姻破裂归于顾维钧的冷漠与严幼韵的介入，却淡化了自己与张宗昌关系的争议性。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称顾维钧夫妇"在西安各有情人，而且彼此都知道，但是都装作不知道"，这种"各干各的"的开放式婚姻，若属实，则黄蕙兰的行为在当时语境中并非特例；若虚构造谣，则暴露了张学良将自身风流逻辑投射于他人的心理机制。
归根结底，张学良与黄蕙兰的互相攻讦，是民国上流社会性别政治的一个缩影：男性以"保护朋友"之名行道德审判之实，女性以"优雅回忆"之姿行冷嘲热讽之实。
双方在各自的讲述中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者；都声称掌握了对方的秘密，又都隐瞒了自身的软肋。
当张学良说"顾太太最坏"时，他或许忘记了，在黄蕙兰的笔下，他更加的坏，且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