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蕙兰用英文写就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里，她将婚姻的破裂直指“那个姓严的女人”，并宣称严幼韵是顾维钧“早已安排好的后手”。
整整三十年后，百岁老人严幼韵在口述回忆录《一百零九个春天》中，用一种几乎不带任何烟火的平静，完成了对这段公案的回应。
她并不直接为自己辩驳，而是通篇让“顾博士”说话：“顾博士告诉我，他与黄蕙兰女士的感情，早在他们结婚十年后就已经消磨殆尽。维系他们的，只剩下外交场合的体面。”
这句话像一把极其细巧但锋利的刀片，将黄蕙兰所有的控诉，归入了“名存实亡”不争事实，这就是严幼韵讲述过往的方式，不伤体面，立场却坚如磐石。

在严幼韵的回忆录中，关于顾维钧，那位巴黎和会上拒签条约的外交巨擘，回归本真后，甚至带有几分滑稽的执拗。
严幼韵记录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他每天最要紧的事，除了读报，就是下午准点的麻将局。”牌桌常客包括胡适、孔祥熙等。她毫不隐讳地写道：“打牌时若是输了，他脸色会非常难看，常常要求加圈，非得扳回来才肯罢休，完全不像平时那位温文尔雅的顾博士。”
这种对输赢近乎孩童般的计较，是顾维钧晚年秘不示人的一面。
更令人玩味的是，她披露顾维钧拥有一种“外交家式的节俭”，也就是黄蕙兰曾痛斥的吝啬。严幼韵在书中讲述：“他每晚睡前必须亲自巡视每一盏灯，确认全部关闭。我如果对他说已经关好了，他一定要自己看一遍才信。”
她引用顾维钧的解释说：“他常说，外交官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私生活亦当如此。”

对于黄蕙兰，严幼韵从不吝惜表面上的溢美之词，她形容对方是“绝代佳人”，衣饰永远是全场的焦点，但在这层华丽的外衣之下，却是系统性的否定。
严幼韵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件可以看作婚姻致命伤的往事：“顾博士告诉我，在出使法国期间，蕙兰女士曾在未与他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向一位法国政要的夫人许诺了政治性的人道援助，这使他陷入极大的被动，几乎酿成外交事故。”
她转述顾维钧的痛苦：“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位能理解外交工作严肃性的伴侣，而不是一位时刻需要他配合出演的社交明星。”
严幼韵甚至直接引述了顾维钧对黄蕙兰那句极具杀伤力的评语：“她的确让我的外交生涯光鲜亮丽，但同时她也以为，我的那些勋章有一半是属于她的。”这些细节，严密地编织出一个在事业上拖累顾维钧、在精神上压制顾维钧的骄横贵妇形象。

而对那场沸沸扬扬的离婚官司，严幼韵给出了黄蕙兰自传中不曾提及的经济账。
黄蕙兰在《没有不散的筵席》中暗示顾维钧薄情，没有给予足够的经济保障。严幼韵却在回忆录里请出了第三方视角：“顾博士的律师对蕙兰女士提出的赡养费数字感到非常吃惊，建议他讨价还价。但顾博士只说了一句：‘给她，只要给我自由。’”
严幼韵还补充道：“为了结束那三十六年的束缚，顾博士几乎耗尽了积蓄。他对我感叹，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的一笔开销。”
严幼韵讲述过往恩怨，非常克制，从容淡定，通过转述顾维钧的话，她悄无声息地把黄蕙兰摆在了“高价赎回物”的可悲位置，她甚至不忘提及那个更具杀伤力的秘闻，关于黄蕙兰曾以事业为筹码要挟顾维钧。
她平静地写道：“蕙兰女士曾对顾博士丢下一句话：‘你要是敢离婚，我就让你的外交官做不成。’顾博士对我说起时，语气里只有深重的悲哀。”这一招，彻底否定了外界对于“始乱终弃”的想象。

讲述往事，严幼韵的视野并不仅仅停留在与黄蕙兰的纠葛上，她的回忆录是一卷民国顶级外交圈名媛的群像谱，她的笔触始终带着一种冷峻的审视，看似平淡，却往往一针见血。
谈及宋美龄，她维持着极大的敬意，但也不掩饰其背后的强势。她记述：“蒋夫人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是主角的女性。有一次在纽约的宴会，她仅仅因为座次安排上稍微疏失，便取消了行程。顾博士私下里曾说，蒋夫人最大的能力是让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听她说话，而这也让她总是忘记，并非所有人都是罗斯福或丘吉尔。”
她评价宋霭龄时则更为直接：“孔夫人太精明了，她在麻将桌上一边谈笑风生，一边能精确算出当天的外汇牌价。连顾博士这种精于计算的人都甘拜下风，直言这种头脑若不从政，实在是民国的损失。”
而全书最富“民国秘闻”质感的，是她对张学良、赵一荻与蒋士云三者关系的叙述。
严幼韵作为亲历者，目睹了九十年代初张学良赴纽约时的那场情感余震。她写道：“少帅到纽约，直接就住进了贝祖贻太太蒋士云的家里。士云早就用兰花将房间布置得素雅非常，她自己换上旗袍，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三十年代。”
她接着记录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对照：“而赵四小姐，就安静地等在酒店里。我实在很佩服四小姐的胸怀。顾博士却笑着摇头对我说，少帅这一辈子，就败在女人身上，但他从不后悔。”

严幼韵最终活到一百一十二岁，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她留下了一个极具分量的镜头：年迈的顾维钧坐在麻将桌旁，抬头问她：“该我出牌了吗？”
这平静的一幕，彻底消解了黄蕙兰那场“不散的筵席”的奢华与喧嚷，给出了一种属于胜利者的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