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人凤突然暴毙台北家中，几天后，他的妻子向影心没等丧期结束，提着箱子住进了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侍卫长俞济时的宅子。


毛人凤躺在二楼卧室的床上，已经瘦脱了形。他喉间有痰，咳了半晌，接不上气，旁边的护士赶紧递上药水。


向影心站在床尾，穿一件黑色线绒旗袍，手里攥着一方手帕，没有过去握他的手，也没有掉眼泪。


她早年跟着戴笠做事，军统局里人称“裙带花”，见惯了人死如灯灭，这时候反而比佣人更镇静。


医生摘下听诊器，朝她摇了摇头，她嗯了一声，转身下楼，吩咐副官：“备车，去殡仪馆。”声音不高，没有颤音。


毛人凤的丧礼在台北某殡仪馆举行，场面冷清得出奇。


按说他当过“保密局局长”，又做过“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好歹是情报系统的一号人物，可灵堂里只来了些旧日下属，新贵们托故缺席。


向影心一身素黑，站在灵堂右侧，跟前来吊唁的人一一握手。有人哭了两声，她便递上一张手帕，动作得体，像在完成某种规定动作。


到了第三天上，她已经开始让家里的女佣把东厢房的衣服收拾出来，叠好，放进那几口深褐色的皮箱里。


佣人怯生生地问：“夫人，不等七七吗？”向影心把一枚翡翠戒指从左手换到右手，没接话。


没人知道她跟俞济时是什么时候走近的，俞济时那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住在士林官邸附近的一栋日式洋房里，深居简出。


他出身黄埔一期，早年带过兵，身上留着旧式军人的刻板。每天清晨五点，他准时在院子里散步，副官捧着公文包跟在身后，步子迈得一样齐整。


毛人凤在世时，向影心跟他或许只是官场应酬上的交情，又或许在哪些宴席的角落里，眼神已经交换过某种默契。


这种事在台北的政治圈子里，向来是窗户纸，没人愿意去捅。


毛人凤的棺木还停在殡仪馆，向影心就提着那四口皮箱子，上了俞济时派来的黑色轿车。


车子没有挂官署牌照，从济南路寓所的后巷缓缓开出，绕了两条街，才驶入俞家的大门。


那天台北下着小雨，车窗上全是水痕。向影心穿着一件深灰色风衣，头上的发髻梳得一丝不乱。


车子停稳，俞家的老佣人撑伞出来接，接过她手里的箱子。俞济时站在玄关的廊下，穿一身家常长衫，手里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


他没迎上去，只是侧了侧身，说了句：“楼上的房间收拾好了。”向影心点点头，踩着木楼梯上去，高跟鞋敲在木板上，笃笃笃，一共十二声。


消息传得很快，士林官邸那边，蒋介石第二天清晨在花园里散步，俞济时照旧跟在身后，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蒋突然在一丛兰花前停下，也没回头，问：“毛夫人安顿好了？”俞济时立正，脚跟一碰，答了声“是”。


蒋介石哼了一声，背着手继续往前走，俞济时跟上去，额角有些汗，但步子没乱。


侍卫室里后来有人传，说老蒋那天早餐多添了半碗白粥，脸上看不出阴晴。侍卫们看在眼里，都低下头吃饭，没人再敢多嘴。


向影心在俞家住下后，几乎不再公开露面。俞济时下班回来，黑色公务车停在门口，她会从屋里走出来，接过他脱下的军外套和手套，动作自然，像做过千百遍。


毛人凤的旧部里，有人觉得刺眼。一个姓刘的处长，在酒桌上多喝了两杯，筷子一搁，说：“局长才走几天？”


第二天，调令就下来了，去南部管仓库，自此再没人敢公开议论。


向影心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窗下修剪一盆米兰，手里的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一根歪枝，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把剪下来的枝叶扔进竹篓，洗手，吃饭，仿佛那些事跟她毫无关系。


她把毛人凤留下的照片都收了起来，锁进一只小皮箱，压在衣橱最底层。俞济时书房里原先挂着一幅蒋介石的戎装照，她让人取了下来，换上一幅石涛的山水。


俞济时晚上回来看见，站在画前抽了半支烟，说：“这样也好，清净些。”饭桌上，两人隔着一张八仙桌，菜色简单，偶尔说几句闲话，声音都不高。


向影心给俞济时盛了一碗汤，他伸手接，指尖碰到碗沿，烫了一下，也没缩手。


后来翻看旧报纸，那几个月的台北没有任何一条新闻提到毛人凤遗孀的去向。一个女人拖着四口箱子，从旧宅搬进新宅，不过是巷弄里一阵过堂风，吹过去就散了。


可在当时，那些透过矮墙、门缝和车窗玻璃看出去的眼睛，都记得清清楚楚。济南路寓所的衣橱里，毛人凤的西装还挂着，落了灰。


俞济时宅子的楼梯上，向影心的高跟鞋印，却在第二天就被佣人擦掉了。


俞济时晚年口述历史，提到这段往事，只说是“时势所迫，不足为外人道”。向影心则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过毛人凤死后的日子。


她在俞家一直待到俞济时去世，后来独居台中，活到八十八岁。


她离开济南路寓所的那个下午，台北下着小雨，车窗上的水痕一道道滑下来，像某种来不及擦拭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