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很多人聊起台湾地下党那段往事，最先想到的是吴石、朱枫，很少有人记得，和他们一同在马场町就义的，还有个叫陈宝仓的中将。


1. 基隆码头的风刮得人眼睛疼


1950年开春的台湾，街上的气氛比冬天还冷。宪兵穿着黑皮靴在火车站挨个查证件，三轮车夫拉客的时候，都要先打量对方三圈，才敢问去哪。


陈宝仓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送妻子师文通登上去香港的轮渡。这是他送走的最后一批家人，之前半个月，四个孩子已经分两批，跟着亲戚陆续离台。


妻子攥着他的袖口不肯放，指节都攥得泛白，问他能不能一起走。他拍了拍妻子的手背，说手里还有点事没处理完，等安顿好就过去，要是等太久，就别等了。


他没说出口的是，早在半个月前，他就发现常去的接头点附近，多了几个穿灰布长衫晃悠的便衣，烟蒂扔了一地，一看就是保密局蹲点的人。


从那天起他就做好了准备，枕头底下常年压着一粒氰化钾，重要的情报看完就烧，连给家人写的信，写两行觉得不安全，就划根火柴点了。


说实话，他不是没动过跟着走的念头。最小的儿子才10岁，走的时候抱着他的脖子哭，说爸爸你要记得来接我，我想吃你给我买的凤梨酥。


他当时把儿子搂在怀里哄了半天，说等爸爸忙完就买最大的凤梨酥给你，转头就让大女儿带着弟弟先上船，他怕再晚两分钟，自己真的会忍不住跟着走。


2. 他本来有一百个理由离开


讲真，以陈宝仓的身份，根本犯不着留在台湾担这份风险。他是正经保定军校出来的，抗战的时候在前线跟日本人拼过刺刀，身上的枪伤有三四处，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8年底组织找他谈话，说台湾那边的情报线缺个有身份的人坐镇，问他愿不愿意去。他当时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没讲任何条件，当天回家就开始收拾行李。


身边有老同事劝他，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跟谁干不是拿军饷，何苦跑到那个孤岛上冒风险，万一出点事，一家老小怎么办。他当时笑了笑，没接话。


他心里门清，这一去大概率是回不来的。但总得有人去啊，都想着安稳过日子，那边的布防情报谁送，以后打过去的时候，得少死多少年轻战士。


刚到台湾那半年，他借着职务便利，把国民党沿海的布防图、兵力部署，一份份往香港送。有时候把情报写在旧书的夹缝里，有时候托跑单帮的商人带个信封，里面装几朵干茉莉。


不同数量的茉莉对应不同等级的情报，只有接信的人看得懂。他平时出门都绕着保密局的据点走，连隔壁邻居送的腌萝卜干，都转手分给门口的卫兵，从来不敢随便吃外人的东西。


有次他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手立马就摸到了枕头底下的毒药，结果是隔壁阿婆端了碗姜汤过来，说听他咳嗽半宿，给他送点热的。


他接过姜汤的时候，后背的冷汗都把内衣浸湿了。


3. 纸灰还飘在脸盆里的时候，门被踹开了


1950年6月，台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整个台湾地下情报网被捅了个窟窿。保密局拿着供出来的名单，挨家挨户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塞进黑轿车，拉走就再也没回来。


陈宝仓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转移了。他把手里最后几份还没传出去的布防图塞进壁炉，点着火刚烧到一半，就听见院子外面传来急促的刹车声。


他当时正坐在书桌前，给妻子写没写完的家信，信上说大女儿想考医学院就让她考，别心疼学费，小儿子调皮别总打他，等他回去带孩子去吃荔枝。


听见动静他把信纸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嚼碎了咽下去。


等保密局的特务踹开房门的时候，最后一点纸灰正从脸盆里飘起来，落在他的布鞋面上。领头的特务认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陈中将，跟我们走一趟吧。


审讯室里的刑具摆了一地，一开始审讯的人还跟他打官腔，说只要交出同党名单，不光能官复原职，还能送他去美国治身上的旧伤。他听了就笑，说我要是想当官，当初就不会来这。


前后审了快一个月，他半字有用的话都没说。身上的旧伤被打复发了，牢里阴湿，他连坐都坐不直，还是每次见人都把衣领捋得整整齐齐，腰杆挺得笔直。


1950年6月10号，陈宝仓和吴石、朱枫、聂曦四个人，被卡车拉到了马场町。那天太阳很晒，路边的草都被晒得打了卷，他走下车的时候，特意抬手把皱了的军装衣角扯平。


行刑前他没提任何要求。


信息来源：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迎首个清明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