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告诉我，王逢振老师去世了。本来跟吴岩约好要去看望他的，成了遗憾。他对中国科幻影响太大了。这里除了理论，还有他和金涛老师合编的《魔鬼三角与UFO》，里面每一篇小说都是精品。我一九八零年就读到了，是父亲买来的。后来这本书遗失，九七年海军送了我一本。再后来我又从二手书店买了两本。今天又下单买了一本。一九九一年在成都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时，第一次聆听王逢振老师发言，他说，科幻作为一种文类，运用了传统现实主义，典型科幻并非想象和设制真正的未来，而是将人们的现在转换成某种未曾发生的过去，提出一种独特方式，将未来作为历史来理解。科幻最主要的使命，是说明人们的不可能，科幻是对乌托邦作为文类的一个现代发现，科幻负有重新发现乌托邦的使命。朋友圈有人转发二零一二年周敏的访谈《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旅行——王逢振教授七十华诞访谈录》。这篇文章中王逢振老师讲到，他自幼喜欢文学，一九六一年考上北大西语系，毕业后到外贸公司工作十年，外商来华时带来科幻和侦探小说，读完不要了，他就捡来读，逐渐开始翻译和研究。他认为科幻有 “硬科幻” 和 “软科幻” 之分，但不论哪一种，都属于文学的一个品种。科学离不开幻想。自然史学家马斯·科恩说过，科学的发明创新需要跳跃式的思维，意思是超越常规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 “幻想”。从科学和幻想方面可以审视现代化进程。一七八九年以后，启蒙运动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胜利，科学和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潮流。科学以未来为导向，它通过完善人类的能力追求绝对的真理。科学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展相辅相成，因而出现了对科学的崇拜。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换句话说，科学意味着生产效率，而生产、发展、效率是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它的无限的雄心促使对未来想象，因而幻想也就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仿佛科学和幻想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王逢振老师一九七八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分配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做编辑，一九八二年又去美国进修，认识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转向批评理论研究。他与詹姆逊成了朋友，詹姆逊在《时间的种子》扉页上写将此书献给他。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研究影响深远。王逢振回国后编了《最新西方文论选》，并翻译詹姆逊的文集。他又邀请文学解构主义大师希利斯·米勒担任 “知识分子图书馆” 系列丛书的主编。他还翻译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并对他进行专访。王逢振老师自己的专著有《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王逢振老师讲到，全球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现象。晚期资本主义有许多内在的矛盾。全球化是一种加速剂，可能加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甚至消亡——变成另一种社会形态。全球化得益于高新技术，在后现代社会里，高新技术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在文化上的体现，都可以联系到后现代主义。王逢振老师还对赛义德进行过访谈，称他为 “真正的知识分子”。王逢振说：“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分两种，一是传授知识，可称为学术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做社会的医生：分析社会的弊病，为社会开药方，可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但不论作为哪种知识分子，最终目的都是促进人类进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社会，关注广大人民，尤其是基层的人民。今天我们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崇尚个人主义，缺乏民众意识。许多人自以为是专家，是社会精英，但缺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知识有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类，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实践可能更重要。今天的学院化倾向恰恰缺少了实践知识。我认为当前的知识分子应该转变立场，要从草根或平民的立场出发，就是说，不论做什么，要有人民大众的意识。人民大众是社会的基础，只有心里想着人民大众，你所做的文化活动或学术工作才能产生社会意义。”王逢振老师的许多工作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那个时代充满对世界上各种理论的探究兴趣，如今这股热潮已经过去。但正是王逢振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两年前去世的金涛老师，为曾经封闭的社会带来新知识，也带来思想的激烈碰撞。他们研究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对我个人来讲，没有王逢振老师的影响，我可能不会走上科幻创作的道路。